宝宝夏季感冒发烧,警惕高热惊觉

不要以为宝宝只会在冬春季，或者在季节交替的时候才容易出现感冒症状，其实在夏天宝宝也很容易发生。

　　从中医的角度讲，夏季的感冒通常是体内存有内热然后又外感了风邪所导致，通俗地讲，夏天宝宝的感冒是由内因与外因结合产生的。

　　内因：太热、户外活动消耗过度、天热睡眠不佳、食欲不佳等。

　　外因：冲凉水澡、空调温度太低、睡觉踢被子、长时间吹电风扇。

　　一旦宝宝感冒，就会出现发热、出汗不畅、恶心、呕吐、腹泻、腹痛等症状，从这些症状，许多细心的妈妈可以发现，夏天感冒所产生症状与其他季节的感冒症状有着很多区别。

　　但最大的区别在于夏天宝宝一旦发高烧，就要警惕高热惊厥发生的可能。

　　为何夏天宝宝发烧容易产生惊厥

　　由于夏天气温较高，本来就处于发烧状态的宝宝很容易在短时间内体温急剧增加，出现高热（体温超过38.5℃）。高热，不仅会增加机体的新陈代谢，而且会极大地消耗营养物质，从而导致中枢神经兴奋性增高，出现高热惊厥。

　　高热惊厥的表现

　　可以从四个方面观察：

　　1、高烧39－40℃，同时出现抽风；

　　2、妈妈呼叫宝宝的名字，他不能答应；

　　3、翻白眼；

　　4、嘴里“咔嗒”、“咔嗒”作响。

　　需要注意的是，导致宝宝抽风的另一个常见因素是癫痫，与高热惊厥区分的方法看在于宝宝的体温，如果发烧带抽风，抽风就是由高烧引起的，如果不发烧就抽风，则得考虑癫痫。

　　有什么危害？

　　高热惊厥，也称良性热厥，一般情况下不会对大脑造成损害，但注意不能让它反复发作，每发作一次会对大脑造成一次伤害。曾有资料统计，大约20％的孩子以后会转变成癫痫，其中，多为高热惊厥持续时间长、发作频繁，发作后出现嗜睡的表现。有些宝宝在体温38度时也发生惊厥，也有些宝宝有癫痫家族史。这些孩子大多数在第一次高热惊厥后10年内转为癫痫。值得一提的是大约有13.6％高热惊厥的患儿以后可能留下不同程度的智能落后。不过，有研究表明，在婴儿期有效地控制惊厥的发作或许能有效地减少后遗症的发生。

　　防止惊厥先预防“热感冒”

　　一、调节环境

　　夏天气温较高，体温不容易发散，因此尤其要注意保持一定的室温。在盛夏时，可适当开启空调降温，室温可控制在26℃～28℃。要注意避免室温过低，否则宝宝皮肤下血管收缩反而不利于散热。另外，空调房也要注意经常通风，保持空气清新。

　　如果孩子生病，室内可用食醋熏蒸，每立方米空间用醋10毫升，加水40毫升，加热熏蒸两小时。

　　二、日常护理

　　即最大限度地帮助宝宝远离疾病困扰

　　1、想小儿安、三分饥和寒；

　　2、坚持体育锻炼增强体质，经常患感冒的儿童，应坚持按摩迎香穴；

　　3、孩子出汗最好更换内衣，避免感寒；

　　4、纠正患儿的偏食，厌食习惯，多吃富含锌和维生素C的食物；

　　5、饮食要粗细搭配，合理荤素；

　　6、饮食应清淡、新鲜、易消化；

　　7、注意不要积食，可适当补充益生菌制剂，如合生元、培非康；

　　8、讲究个人卫生，勤洗手、口、鼻；

　　9、不到人口稠密的公共场所去，避免接触感染；

　　10、常漱口，避免口腔

　　11、可采用食疗方法，增强脾胃功能。

　　12、保证宝宝有充足的睡眠和休息。

　　三、清除湿热

　　清除湿热的方法可以用健脾除湿，清热利尿的方法。首先是健脾。脾胃好，体内湿热得以运华，身体适应能力增强，如何健脾，可服用醒脾养儿颗粒等，食疗可以煮绿豆百合薏米莲子粥，有清热利尿补虚健脾的功效。除湿的食疗主要包括薏米、茯苓，药物包括茵陈、泽泻等。成药主要是藿香正气。

　　四、治疗感冒

　　夏暑，主要为风热型感冒高发，以下这几款食疗方在防治上有奇效，父母们不妨一试：

　　1、菊花芦根饮：菊花10克，芦根21克（鲜者加倍），水煎（或开水沏）代茶饮。

　　2、桑菊饮：桑叶、菊花、金银花各9克，薄荷、淡豆豉各6克，芦根15克（鲜者加倍）。水煎，1日内分数次饮服；或开水沏，代茶饮。

　　3、藿香代茶饮：鲜藿香叶、鲜荷叶各12克（干者减半），白糖适量。水煎（或开水沏），代茶饮。

　　4、香薷扁豆茶：香薷9克，白扁豆12克（炒黄捣碎），陈皮3克，荷叶6克，白糖适量。水煎（或开水沏），代茶饮。

　　5、薄菊粥：薄荷、菊花、金银花各9克，桑叶、淡竹叶各6克。水煎，沸后5分钟，滤出药汁，去渣，加入粳米100克煮粥，稍煮即成。每日分2次服食。

　　6、薏米扁豆粥：薏苡仁、白扁豆各30克，粳米1000克，共煮成粥。每日分2次服食。

　　防止宝宝惊厥的要领

　　调查显示：初次高热惊厥后，约有40％的患儿会复发，而反复惊厥发作可能会对孩子的大脑有损害。因此，一旦发现宝宝出现高热的情况，就要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

　　一、多喝水

　　1、防止孩子脱水；

　　2、有降低体温的作用。

　　二、物理降温

　　方法一：用32-36度的温水擦浴，促使皮肤表面的毛细血管扩张，以增加血流量，加速热量的散发。

　　方法二：取冰块砸成核桃大小的碎块放人盒中，用水冲一下，溶去锐利的棱角，装入塑料袋中（双层），冰块装至一半再注入适量冷水以充填冰块间隙，然后压出空气，扎紧袋口，外裹旧布或毛巾。将冰袋置于高热孩子的前额、两侧颈部，以尽快降低头部温度，避免高热对大脑的影响。冰袋也可放在孩子腋窝、腹股沟等处。

　　方法三：用温水（37℃左右）泡澡，如此可使宝宝皮肤的血管扩张，将体气散出；另外水气由体表蒸发时，也会吸收体热。每次泡澡约10～15分钟，约4～6小时一次。此外要多喝水

　　三、退热药物

　　当患儿的体温超过38.5℃时，要及时进行退热处理，如口服对乙酰氨基酚（泰诺林，百服咛等）或布洛芬（美林）；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去医院打退烧针。

　　需要注意的是，病毒感染的宝宝不能使用阿司匹林，否则会出现昏迷、抽搐等症状。

　　宝宝仍然出现惊厥……

　　遇见这样情况，首先父母不能过于紧张，在送小孩去医院的过程中，学一些正确的急救很是必要。

　　1、小儿发生抽痉时神志常常不清，因此保持呼吸道通畅，防止婴幼儿的舌头后坠造成窒息，是最为重要的。

　　2、抽痉时小儿常常发生无意识的舌咬伤，您可用清洁纱布包裹小木板置于小儿的口腔中。

　　3、为防患儿呕吐时胃内容物呛入气道而发生窒息，应有意识地将小孩的头侧向一边。

　　4、高热时应松解衣裤，将患儿置于通风凉爽的地方，同时给以冰袋物理降温。高热惊厥的症状是严重的，病因是复杂的，所以必须送医院作进一步的诊治。在给孩子进行物理降温的同时，可以给孩子服用少量鲁米娜，一次15～20毫克，可以起到镇静作用（只需一次）。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5月10日 09:32 《孩子》 

　　典型病例回放

　　3月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爸妈带着快满3岁的儿子帅帅一起去公园游玩。在户外活动中，帅帅不知不觉着凉了，傍晚开始流清鼻涕，轻咳，不想吃饭，没精打采，接着又发烧，体温38℃。帅帅妈找出感冒冲剂给帅帅喂服一包，就让他上床睡觉。过了一会儿，帅帅妈发现帅帅脸色更红，出气也变粗了，再一量，体温39.5℃。帅帅妈突然想起用酒精擦身可以降温，就找出家中的散装白酒兑一半冷开水给帅帅擦前额、腋窝和四肢，擦得帅帅直叫冷，一会儿皮肤就见鸡皮疙瘩，热度却未退，帅帅显得烦躁不安。临近午夜，帅帅突然两眼凝视，不省人事，紧接着手脚抽动起来，继而面色转青紫，口吐白泡，样子十分吓人。

　　高热惊厥及其分型

　　在日常生活中，像帅帅这种突然体温增高引起的高热惊厥经常可见。高热惊厥(俗称高烧抽风，简称FC)是儿科最常见的急诊，约2%～4%的孩子出现过发热惊厥，2岁以内的幼儿最容易发病。典型病例都是先热(体温38.5℃～40℃或更高)后惊厥(在发热初体温上升时出现)，这种病很可能有家族史。据统计，上呼吸道感染(俗称感冒)是导致高热惊厥的主要疾病(占70%以上)。

　　高热惊厥临床上分为两型：

　　简单型高热惊厥 多见于出生后6个月至3岁体质较好的孩子，惊厥发作为全身性，持续数秒至数分钟，一般不超过10分钟，一日内仅发作一次，抽风后孩子很快清醒，恢复知觉后昏睡，但神经系统无异常，惊厥发作两周内做脑电图结果正常。

　　复杂型高热惊厥 多见于半岁以内或4岁以上孩子，一日内发作多次，持续15分钟以上、已有4次以上的高热惊厥，少数人非全身性发作，呈部分性发作(如单侧肢体抽风)。发作后有暂时性麻痹等神经系统异常。发作后两周内做脑电图检查有局灶性癫痫放电改变。此外，多有癫痫家族史。

　　高热惊厥的复发问题

　　大量临床研究资料显示，高热惊厥患儿中，1/3有第二次惊厥，其中1/2有第三次惊厥，大约1/10有3次或3次以上的复发。高热惊厥复发均发生于首次发作3年内。影响再发的危险因素有：(1)首发年龄小于1岁；(2)首次发作为复杂型高热惊厥；(3)有家族阳性癫痫或高热惊厥史。

　　高热惊厥会不会转变成癫痫

　　国内多数小儿神经内科专家认为，高热惊厥属于癫痫特殊综合症。许多研究表明，简单型高热惊厥长期预后良好，对孩子智力、学习、行为等多无影响，不会转变成癫痫。但复杂型高热惊厥预后不良，约有2%～3%发展成癫痫；约15%患儿可留下神经系统后遗症(如智力低下、行为异常等)。专家们还指出，高热惊厥转变成癫痫的危险因素有：①出生缺陷——原有神经系统发育异常；②有惊厥和癫痫家族史；③第一次高热惊厥发作有复杂型高热惊厥的表现。如果只有一项危险因素，孩子到7岁时有1%～2%转变成癫痫，有2～3项危险因素时约有10%转变成癫痫。

　　高热惊厥的治疗

　　高热惊厥约半数发生在家中，患儿的样子可怕，大多数家长都感到束手无策，尤其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时更是如此。

　　在孩子第一次发作惊厥时，家长首先要镇静，不要大喊大叫，乱摇患儿。家庭急救要点是：将患儿放在没有硬物的地板或床上，不要垫枕头，把头偏向一侧，以便唾液或呕吐物可以顺利流出口腔，快速解开衣服扣子，然后用大拇指按压孩子“人中”穴位(在鼻唇沟中点)，较强刺激1～3分钟，直到患儿发出哭声。待抽风停止患儿清醒后，喂退烧药一次，再喂一杯冷开水，急送附近 医院做进一步诊断和治疗。

　　面对高烧抽搐的孩子，有些家长和医生还会强行撬开孩子的口腔，迅速将压舌板放入口腔上下牙之间，其目的是防止孩子咬伤舌头。一些教科书也提倡这样做。殊不知，这样做往往适得其反。这是因为抽风的孩子已经不省人事，此时舌头不能吞咽，强行将压舌板或缠上布条的筷子硬塞到孩子上下门牙之间，反而易造成其口舌损伤。

　　高热惊厥复发的预防

　　◎喝淡盐开水

　　近10年的研究显示，高热惊厥患儿容易发生低钠血症(血清钠低于130mm/L)，发生率为56%～60%，其中高热惊厥一次者，低钠血症的发生率为46%。高热惊厥患儿平均血钠值明显低于对照组，换句话说，合并低钠血症的患儿惊厥发作次数明显多于血钠正常者，其比例约为6：1。经静脉输液中加入适量含钠液配合降温及止惊治疗，大部分患儿在6～8小时内血钠回升到正常值范围。

　　因此，儿科专家指出，对既往有高热惊厥史者—现在处于感冒初期，伴有发热(体温≥37.8℃)口渴时，应适当增加饮水量,喝两杯淡盐冷开水(一次饮水量100～200ml，间隔1～3小时)，可起到防治低钠血症的作用，从而达到预防高热惊厥复发及惊厥性脑损伤目的。当然，给患儿喝完第一杯盐开水后，家长还应带他去正规医院诊治。

　　◎口服安定(一种镇静催眠药)

　　国内最新研究资料显示，短程安定可以预防高热惊厥再发。该药具有疗效确切、使用方便、副作用小等优点，对象是已有两次以上的高热惊厥患儿。短程安定具体用法是：每次0.4～0.5毫克/公斤体重，在首次使用8小时后再重复使用第2次，就可收到较为满意的疗效，只有个别患儿要考虑使用第3次。必须指出，对所有高热惊厥患儿来说，在口服安定同时必须使用退热药(如泰诺林或托恩口服液)以求快速降温，并积极选用抗生素以控制原发病。

　　◎及早发现孩子体温升高

　　正常小儿体温在36℃～37℃之间，若测量腋温大于37.5℃，肛温大于38.2℃应确认是发烧了。若在家中无体温表或一时找不到体温表，可根据下列征象判断孩子正在发烧：

　　※ 母乳喂养儿，当妈妈给宝宝喂奶时感到乳儿口唇烫。

　　※孩子脸红耳赤，前额发烫，躯干皮肤温度增高，但肢体手脚发凉。

　　※孩子不如平时活泼，身体倦懒，精神较差，食欲下降。

　　※孩子先出现寒战，怕冷或见皮肤“鸡皮疙瘩”，然后出现高烧。

　　※安静时出气不赢，呼吸频率每分钟大于35次；脉博加快，每分钟大于110次。

　　一旦发现孩子正在发烧，家长立即给他喂食退烧药，就可有效地预防高热惊厥的出现。(文/王小衡 儿科主任)

    关键字：高热惊厥  发烧  癫痫  体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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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立志要成为能够真正挺起腰杆的有钱的中国人。他们执著于赚钱、自立自强、敢想敢干

多可怕，温州人不赚钱，谁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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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温州人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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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马街古称五马坊，相传东晋王羲之为永嘉（今温州）郡守，出乘五马而得名，如今此地已是商店林立的步行街

温州的启示

撰稿·胡展奋(主笔)

温州的事总是特别地令人兴奋——“南联盟”的硝烟还没有完全散尽，他们已经进入了急待重建的废墟；“长三角”的楼市刚刚加温，温州人已经先机而入，待到所有的楼市都轰轰烈烈的时候，他们已经转战金融、能源、建材甚至古董、字画……

“我把照片上传到社区上，让他们看看我的脸与金正日是多么相像”… 国土部称小产权房是违法建筑 [深圳小产权房"转正"说属误解][更多] ·法航两遇难者疑为恐怖分子 将调查其生日 ·安理会制裁朝决议草案出台 切断其收入 ·吉林高考舞弊者围攻警方 殴打监考老师 ·河南信阳3000个乡村强推别墅级卫生室 ·湖北企业家赌博被捕 警方收400万元放人 ·推广 | 免费下载安装 免费用超强炒股软件 神木书记:不会取消免费医疗 [公共资源如何不被滥用][经济超常发展产物] ·深度 | 夺命9路车：谁将汽油带上了车 ·军事 | 印度总理就中国藏南领土放狠话！ ·博客 | 高考不公平？ 失事法航断裂瞬间 ·论坛 | 处女卖淫案背后的秘密 该相信谁 ·推广 | 吉他里的阳光浪漫完结赢终极好礼

融资、炒煤、炒股、炼油、购房、“鞋城”被焚、争论不休的地下钱庄——

中国之有温州人，一如欧洲拥有犹太人。

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商团像“温商”一样饱受全国眼球的关注。

温州，不仅仅只是一个地理名词，而且还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的象征。

他们立志要成为能够真正挺起腰杆的有钱的中国人。他们执著于赚钱、自立自强、敢想敢干、艰苦创业、永不言败；他们四海为家，敢为人先，有市场的地方就有我，有我的地方就能拓出一片市场；他们白手起家熢顺镝♂ⅲ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调动资金和商品。

温商，也许不在于为中国贡献了多少“大”的东西，而在于给国人多少全新的启示。

一个全新的温州，正在崛起！

“可怕”的温州人

中国要走向世界，温州这支商业的野战部队战斗力是最强的。

撰稿·杨 江(首席记者)

温州启示录

如果，你还在苦苦寻觅以发展私营经济为主要内容的温州模式之所以能够创造一个个商业奇迹的秘笈，那么，很遗憾，你已经落后了。

血管里流着的是一样的华夏民族的血液，却似乎拥有与生俱来的独特商业基因的温州人，对于商机的敏感固然是他们成功的重要帮手。我们一直感叹，他们简直就是东方的犹太人，不过，“勤奋”、“务实”与“团结”，这几个听起来谁都懂得的道理，却是最终引领温州人率先摘取市场经济丰硕果实的关键要素。

差距就在这里，拥有更多知识背景支撑的我们，在智慧上未必落后于农耕草根起家的温州人，但相比他们，“勤奋”、“务实”、“团结”，这些似乎轻易就能做到的事情，我们却未必能够坚持。

因此，与其思考温州人为何能够成功，不如直接去思考温州人的意志为何如此坚定！

想一万条，不如扎扎实实做一条！温州民间俚语“低头拉车，抬头看路”，温州人的性格里，有一种输得起的精神，无论是个体还是集体。很多成功的温商回顾他们的创业历程，说得最多的一句就是：只要认准了一个方向，我就要走下去，再苦、再难，都不放弃。

金辉著书《可怕的温州人》，也有人著书分析温州商人的性格特征，说温州人“脸皮厚”，不管你怎么看他，不管你怎么折腾他，他就是死咬一个目标不放弃——我要赚你的钱！

多可怕，温州人不赚钱，谁赚钱？！

温州人的经验告诉他们，市场经济没有捷径，成功的路子只有一条——一份耕耘，一份收获！

因此，在改革开放前30年获得市场经济真经的第一代温州企业家告诫他们的子女那个千古流传的哲理——上苍总是眷顾勤奋的人。

我一直认为，温州人似乎就像我们的寓言，让我们在巨大的落差面前明白了古语的真谛。

从改革开放初期至上世纪末，温州一直在争议中行进，1985年，媒体第一次提出“温州模式”，至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各界开始关注并寻找温州精神。

研究温州，重要的是我们要从温州人身上学到什么。

今天，在金融危机时代，如果，你还在忧虑这场金融海啸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而我们又该怎样迎接这个挑战，那么，很遗憾，你又一次落后了——当我们还在仅仅围绕着“危”消耗我们宝贵的脑细胞的时候，温州人已经在思考如何抓住“机”的问题了。

你看到的只是温州庞大的游资在不断回流，给你的留下的印象是连温州人也暂时收敛拳脚过冬了。

就像当初，过了若干年，我们突然惊愕地发现，温州人已经悄悄占据了经济领域的若干个制高点，现在，就像拳击运动一样，温州人虽然收起了拳头，但他们却是在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出击。一部分温州人已经出动，收购难以为继的矿产、企业、烂尾楼……温州人在四处寻找“底部”。

出击！吃进！

若干年后，我们会不会又一次惊讶地发现，在金融危机带来的这个新的起跑点上，“历史的错误”在我们身上重演——迟钝的我们，又一次让温州人抢跑了？！

这确实是一个可怕的人群，这确实是一个不能不让人佩服、有着特殊商业魅力的人群。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的发展最终还是要落实到人的身上。勤奋、务实、团结，成功铺就了“从无到有”的创业道路，但“从有到大”，在这样一个知识型的社会，就不是仅靠勇气就能实现的了。

不差钱，就差文化的第一代温商已经深刻意识到这个问题，企业发展到今天这样一个规模，面对国际化的挑战，草根出身的他们越加觉得吃力了。

温州人在行动——加快进行产业机构调整，引入职业经理人制度，从浓厚家族企业色彩的企业向现代管理的企业迈进。

从企业家到企业化，这是温州人至关重要的转变。

历经改革开放30年市场经济风雨洗礼的温州人，商业文化在传承的同时也有了新的拓展。

一个新的学习型的商会文化已经在上海温州商会中建立，并发扬至各地的温州商会。为了全面提升企业家的专业、人文与生活素养，沪上大批知名学者被请进温州商会讲坛。

似乎在有意无意之间，一批在上海取得成功的温州企业领袖，比如王均金、周星增、张文荣，不约而同开始热衷于捐资助学，甚至干脆直接在沪上办起了民营院校。

以我们对温州人先入为主的先期印象，我们认为办学当然潜藏着商机，尽管目前在民营教育产业的起步阶段可能需要企业家倒贴不少资金。

但不能就此怀疑投身教育与文化产业的温商的动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如何回报社会，现在是除了钱之外，温州企业家们越来越关注的话题。

台风、雪灾、地震，屡屡灾难中，我们不断看到温州商人豪爽捐赠的身影。透过这些行动，我们看到温州人的公众形象在不断闪亮。

知识可以形成生产力，第一代温州商人正在蜕变，不差钱、不差文化的第二代温州人也已经登上舞台。

有了知识的力量，温州人将更加“可怕”。

话题回到眼下，6月11日，新一届世界温州人大会在上海召开，来自全球的近千名温州商业领袖们集聚黄浦江畔共商发展大计。

民营经济在这场金融危机中被寄予重望，而温州的民营经济又被视为中国民营经济的晴雨表。

眼下的温州商界，“抱团”、“突围”是最热门的两个词语。

温州，某种程度上代表着我们的方向与信心，因此，这场大会的召开尤为引人关注。

温州人在思考什么？又能给我们怎样的启示？

关于商会

要了解温州人，把脉温州的商业文化，现年50岁的上海市工商联温州商会(简称“上海温州商会”)会长杨介生是一个很好的人选。这位温州商界公认的儒商与绝大多数温商一样，从市场经济中获得的第一桶金是苦难，1980年，教师出身的杨介生怀揣着300元只身来沪，成为改革开放初期最早一批在上海创业的温州商人。

近30年后的今天，在上海生活的温州人已经高达21万之多，所办的企业超过2万家，总投资金额超过2000多亿元，行业覆盖服装、制鞋、电器、机械制造、房地产、教育、贸易、航空等诸多领域，其中上海市民营百强企业中，温州商会的会员就占据了16席。

在这些温商中，杨介生是一个不多见的传奇人物，他亦儒亦商，从当初300元起家，到今天成为赫赫有名的上海锦丽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商业上的奇迹自然不必多述，在成功经商的同时，杨介生还兼任了华东师范大学等沪上多所大学的客座教授，将他多年的经商之道传授给莘莘学子。

上海温州商会成立至今已有10年，杨介生连续担任了第二、第三届会长，他说，在上海的温州人是全球除温州本地以外温州人规模最大的一个群体。“上海之所以如此吸引温州人，是因为这座城市的综合魅力比较高！”杨介生说，对于温州人而言，上海是国内的一个制高点，在这个人才高地，温州企业可以吸纳到更多符合企业发展需求的高端人才，同时，依托上海，可以借船出海，加快企业的国际化进程。“温州人看好上海，还因为上海的教育、治安环境，这对于他们培养企业接班人都有好处。”

目前，全球共有240万温州人分布于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温州人戏言，有太阳的地方就有咱温州人。杨介生谈及温州特有的商会文化时说，仅国内，注册的地一级以上的温州商会就有178家，至于县一级的就更多了。

温州商会在温州人的商业行动中一直发挥着非常强大的作用，杨介生分析，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就是温州人的团结。要经商就要整合资源，商会可以让大家更好地团结在一起，互通商机。“温州人之间的交往非常简单，大家一见面，觉得项目好，谈好各自利益就行，不用像外面那样经过一系列复杂的论证、谈判、法律程序。”

杨介生认为，这背后有一个强大的合作文化，温州人不是生来就有钱的，在创业初期，温州人比很多地方的人都要贫穷，温州人到外面跑生意，订单拿回来了，却没有钱生产，怎么办？“温州人很早就明白，只有先把一个人搞上去，大家才能都有饭吃。”

于是，兄弟姐妹、亲朋好友便主动凑钱，帮助他尽快安排生产，这是温州最初民间融资一个非常有效也很普遍的方式，当然后来也衍生出了各种形式的抬会、标会。“虽然抬会、标会出过事情，但毕竟是极少数的，不能因此全盘否定这种融资方式，温州早期如果没有这个方式，也发展不起来！”杨介生说。

在前期发展中尝到了抱团的甜头，温州人因此逐步形成了合作的文化传统，之后就逐渐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商会。在商会的平台上，企业可以互相支持，你有什么项目不能做，可以分给有实力的同乡。杨介生认为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可以互相学习。他说，人发展到一定程度，自我感觉就会过于良好，企业内部无人敢说他，但是到了商会，都是老板，可以直言不讳，直接指出彼此发展、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对于企业发展集思广益，大有裨益。

身为文化人的杨介生一直看重文化在生产力中的作用，他认为，经济发展中，最成功的部分一定是文化在起作用。

“改革开放30年，你说什么文化在起作用？那就是发展的文化，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胡锦涛讲如何发展、怎样发展，实际就是科学发展的问题。”

关于文化

当了6年的上海温州商会会长，杨介生说他最有成就感的就是率先在全国178家温州商会中，率先打造了一个学习型的商会文化。“这6年是温州人在上海发展最快的6年，我们始终把学习摆在商会文化的第一位！”

从2005年开始，上海温州商会启动“人文东方”系列讲座，杨介生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最终促进两大价值的提升——一，企业家在商业活动中的价值；二，企业家从人的角度全面发展的价值。

“我们现在的民营企业家，普遍农民出身，金融、经济、管理等专业素养不够，而且人文素养、生活素养也不够，这三大素养的不够会阻碍企业的发展，你说，一个人文素养差的企业家，他的社会形象差、企业担当不够，他能有怎样的发展？”

在杨介生看来，温商既然来到上海，就等于一只脚跨上了国际的舞台，不能再把自己局限于温州企业家的范畴，“你就代表着中国的商人形象”。

温州人有一种豪气，想引领中国民营经济，这也是温商一直追求的目标，“没有国际化企业家的素养，如何实现企业国际化？！”

杨介生解释，温商距离自己的目标还有多远，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方向不能搞错。“这是一个学习型的社会，我觉得说温州人很有钱的人不少，但说温州人很喜欢学习的人不多。”

为提升企业家的“两大价值、三个素养”，商会请来了上海大学历史学系知名学者朱学勤主讲商业文明，“生意人一定要知道什么叫工商文明，重商了不等于就文明了，企业家还有一个社会责任，明白了工商文明，我们就知道该怎样去努力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专家周国平感慨，他还是第一次被商会请来给企业家讲哲学。

杨介生介绍，讲座至今已经举行了10次，“通过不同领域的专家给企业家们充电”。

比如，对于财富和成功的概念，告诉企业家们，有了财富，不等于成功了，成功的内涵除了财富标准，还有人格是否高尚等精神层面的要求。“还有埋地雷的问题，给企业家敲警钟，不要在发展过程中越过道德底线、法律底线。”

“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上海温州商会请来了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孙景尧教授，请他围绕灾难文化作了主题为《留得真爱在人间》的主题讲座。

孙景尧告诉在座的温商，在地震中所有的文学都在歌颂英雄与爱心人士，企业家要带头，关注弱势群体，回报社会，并唤起更多企业家投身爱心事业。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上海温商捐款登记在册的就有6600多万元。

“人文东方”讲坛开设之初，确实有不少温商觉得奇怪，商会不给大家提供商业信息，组织学习人文做什么？

“凡是与商业有关的，比如现代企业管理、金融危机方面的讲座，大家都感兴趣，可是很多人对人文就提不起精神。”杨介生回忆，很多温商都是小学文化，觉得这么深奥的文学、哲学听着就头大，但是来到讲座，听着听着就入迷了。

复旦大学哲学院院长吴晓明在讲座上剖析了“什么叫科学技术，什么叫人文素养”的问题。鉴于听课企业家的知识背景，吴晓明不能讲得太深奥，他用一两句话就深入浅出概括出了这两个问题的核心。

吴晓明打了一个比方——一个人没有钱，他去偷东西，比如偷银行，这需要工具，否则打不开，这就是技术问题。

大家又问，那你的人文体系呢？“很简单，你没有钱，要不要打开银行，你决定打开还是不打开就属于人文素养问题。”

杨介生看到企业家们豁然开朗，觉得很高兴，“解决了企业家的方向问题”。商会就是要这样引导企业家去思考做人做事的底线。

“温州一些企业早期发展过程中忽略了一些底线问题，确实损害了温州人的形象。一个高素养的企业家才能赢得社会的承认。”杨介生认为。

受永嘉学派中利与义两者关系的影响，温州人一直存在帮助弱势群体的意识，杨介生说，温州人出手一直很大方，这一点从他们对待亲朋好友的方式可见一斑。“现在通过专家的表述，让他们更加系统、深入、具体地明白，什么叫爱，什么叫社会责任，什么叫财富文明。”

关于金融危机

近30年在上海闯荡的经验告诉杨介生，一定要将温州与上海这两座城市精神中最精华的部分融合起来，在沪温州企业才能得到更大的发展。“温州人有时候把勇气摆在智慧前面，该出手时就出手，敢为人先，我自己的经验，有时候勇气确实要比智慧重要。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容不得你考虑那么多，那么成熟，世界上也没有那么十全十美万无一失的好事情，等你广泛论证觉得可以做了，商机早就被人拿走了。”

“温州人的思维，只要我能输得起就可以了，或者我一个人输不起，几个朋友一起合作，输了一起承担，只要输得起，就先干了再说！”在杨介生看来，上海是一个更强调智慧与理性的城市，“企业做大了不能再单靠勇气，一定要与智慧互动。在这样一座城市，拥有两种优势文化的结合，成功的概率才会更高。”

那么，对于眼下的金融危机，温州人又有着怎样的思考？温州的企业家又表现如何？杨介生说，温州人在市场经济跌宕中已经积累了相当的经验，对于风险已经有了免疫力，比起其他商业群体，抗击打能力更强。

“由于存在合作、团结的文化，温州人的自救能力也比较强，如果一家企业遇到困难，他的朋友只要在资金不是很困难的情况下一般都会出手相助，来自朋友之间的帮助很多时候比银行来得更快。在温州，如果一个人做生意没有几个好朋友，大家会觉得很奇怪，说明这个人为人不好，大家都不愿意与你合作。”

“温州人出手很快，生意做久了，能正视问题，行情不好，亏一点就出让了，或者卖掉一部分厂房、设备，保存一定的实力，等到回暖了再东山再起。”他告诉记者，目前，温州除一些出口外向型的企业受到影响较大外，其他一些企业受到影响并不是很大。

杨介生说，温州人始终不会停止步伐，眼下即便金融危机，温州人也认为机遇始终存在，温州人现在讨论最多的就是什么时候到达底部，哪些行业已经到达底部。“有些企业已经有了多余的资金，或者已经整理好部分资金准备出手，有些已经进去了，收购了一些地区银行、矿产、地皮、烂尾楼。”

眼下，越来越多来自国内外的企业、政府邀请温州人过去投资，杨介生认为，中国要走向世界，温州这支商业的野战部队战斗力是最强的。

温州人现在的目标是，一定要在国内率先走出金融危机，率先找到商机。那么，“机”找到了吗？杨介生的回答掷地有声，“找到不少！”

“外界一直流传温州民间游资有6000亿的规模，实际远不止！温州人寻找商机的眼光很独特。”杨介生说，在寻找商机的道路上，温州人永远不知道疲倦。

眼下的温州，“抱团”与“突围”被频繁提及。因此即将于6月11日召开的世界温州人大会备受关注。

杨介生介绍，这次大会确切地应该叫做世界温商领袖论坛，与会的温商领袖近千人，来自世界各地，大会的主题就是“跨越危机、凝聚商机”。

在最困难的时期，温州召开了这次会议，温州人发家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团结精神将再次发扬光大。

“全世界温商团结起来，力量不得了，我们有好的项目，全球温商可以来，他们有好的项目，我们可以走出去，到北美去，到欧洲去。”

杨介生说，中国要走向世界商业群体，温州人就要有自己的想法，冲在最前面。

关于温州精神

关于第二代温州人，杨介生也有着自己的思考，他觉得总体来说，第二代温州人书读得多一点，吃苦耐劳的精神要差一点。但他认为，第二代温州人长久的发展一定会超过父辈，因为第二代温州人，包括杨介生自己的女儿在内，接受的都是中西方的教育，至于经商，他们的基因里肯定遗传了父辈们的因子。

“相比我们，他们的勇气可能不如智慧，但是我想，他们按照学到的世界发展上成熟的商业经验，结合我们的经验，再加上所接受的良好的教育背景，一定不会让我们失望。”

第一代温州商人现在大多已到半百年纪，杨介生说，没有关系，我们还可以继续带动他们。“香港的邵逸夫一百多岁了不还是董事长嘛！”

温州人一直在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企业接班人，杨介生认为，客观上也在培养中国自己的现代企业家，年轻的一代没有经历过“从无到有”的创业道路，但他们要走的是“从有到大”的过程，这是一条管理者的道路，需要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进行更多的国际买卖、交往，这就是父辈望尘莫及的了。

“他们一定要到市场里去，遇到问题才能学到技巧！”杨介生说，温州商业文化中很多优秀的内涵已经得到传承。

温州人的发展欲望特别强烈，形成了这种特殊的文化环境，一个人如果不追求发展，在温州人的世界就会变得很难为情，而既然要发展，就要务实。

务实，这是温州人在商业里悟到的真理。“在全国，很难找到这样一个勤奋的群体，温州人的勤奋已经形成一种文化，身体要勤，脑子也要勤，为赚钱，晚上可以不睡觉。”

杨介生说， 现代企业家一定要有全球视野，全球性企业家的素养与国际交往能力，如果没有就走不出去。“世界五百强企业，他们的今天可能就是我们的明天，我们一定要寻找差距，我们跟不上的，就把子女送出去学习。”

“从无到有的经历告诉我们很多非规律的东西，但是从有到大，企业到了一定规模，一定有一些规律性的东西，管理学强调的是规律性。”杨介生说，一些温州标杆企业，已经或者正在利用金融危机的时机解决制约企业发展的管理机制与产业结构问题。

提及眼下正在为找工作犯愁的大学生，杨介生说，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发展的时代，不同领域的人都会用赚多少钱来衡量一个人的成功与否。

“这种方式我同意，没有办法，时代背景。年轻人是这个时代中最优秀的一个群体，我能理解年轻人对于财富的渴望。可是不能急躁。”

“很多年轻人一定要挤到金融行业，或者想坐办公室，这是不现实的，一方面是很多人抱怨找不到工作，一方面又是很多行业招不到高素质人才。”

讨论温州，最核心的一点就是，我们要从温州人身上得到些什么启示。杨介生认为，只要坚持，再困难，也要找到一份工作，先做起来，“不要抱怨运气不好，做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坚持。一定要知道，只要你无论在哪一个领域，只要做到无人能超过你，将来就一定会有机会。”

多年来，杨介生在产品上一直坚持做最好的品质，做最好的细节。

他说，你让我去打扫马路、扫厕所，我也一定都会比别人做得好。

态度决定人生！

年轻朋友们，也许，温州人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

热敏温州——温州市长赵一德访谈：政府，就是应该服务于民

推动温州发展最宝贵的资源是温州人精神，温州30年走过的路，就是一条敢为人先、创新发展之路，温州人的骨子里充满了瓯越文化的原始张力，温州人的血液里始终流淌着祖先搏击大海的智慧和精明，温州人精神的特质，就是一种生生不息的实践理性和创新精神。

撰稿·胡展奋(主笔)

温州的事总是特别地令人兴奋——“南联盟”的硝烟还没有完全散尽，他们已经进入了急待重建的废墟；“长三角”的楼市刚刚加温，温州人已经先机而入，待到所有的楼市都轰轰烈烈的时候，他们已经转战金融、能源、建材甚至古董、字画……

融资、炒煤、炒股、炼油、购房、“鞋城”被焚、争论不休的地下钱庄——

6月11日在上海举行的“2009世界温商领袖(上海)论坛”将使公众对温州的关注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因为，这次大会召开在“前所未有”的世界性金融危机之际。

春江水暖鸭先知。寒流中，温州人的脚丫，比鸭蹼更热敏、更快捷——这样的一次“大集结”，是经济转暖的“气象预报”，还是投资抄底的先期讨论？是前瞻性的市场分析，还是实质性的“商机瓜分”？

大会前夕，我们采访了温州市市长赵一德同志。

《新民周刊》：每一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总有一些先行突围的经济实体。他们是公众的希望和世界经济复苏的先导。

虽然，经济的复苏首先是多种元素的合力所致，但这一次，我们关注温州——确切地说，是关注遍布世界各地的“温商”的举动，他们已经是国际范围内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即将在上海召开的“2009世界温商领袖(上海)论坛”尤其让我们产生某种期待，我们注意到，这次主题为“创新克时艰，汇智迎未来”的盛会是由温州市委、市政府作为“特别支持”，温州市委统战部担任总规划的。显然，政府是这一届论坛的有力推手。那么，政府部门是怎么看待这届世界温商领袖论坛的意义的？对它的筹备起到什么作用？

赵一德：必须看到，当下的国际金融危机还在持续。这场危机已从局部蔓延到全球，从发达国家传导到新兴市场国家，从金融领域扩散到实体经济领域，正在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温州经济和温商群体都不能置身事外。

本届“世界温商领袖论坛”在“危机”中召开，可以说意义重大，我想，这样的危机和挑战，对温商来说，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温州所走过的道路，就是一条应对危机、捕捉商机、争取先机的发展之路，所以，这次大会应该是一次“应对危机、捕捉商机、争取先机”的深度探讨，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论坛，进行思想的对话、理念的交换、智慧的碰撞，进一步坚定信心，理清思路，研究对策，从而把危机的损失降低到最低，把危机当中转化出来的机会效应放大到最高，尽快地送走“寒冬”，迎来更加富有生机和活力的春天！

至于温州市政府对它的筹备起到什么作用我以为主要还是“服务于论坛”，比如提供各种政府掌握的资源、资讯，当然，还提供了一部分资金，具体的工作主要是温州商会在运作，大家应该向他们表示感谢。

《新民周刊》：“温商”是中国内地以地域都市命名的最著名的商人群体。我们的国家，因为历史悠久，在“大文化圈”下，存在不少各有特点的“地域性文化圈”，如果我们再深入一点的话，能否从“地域性文化”的特征出发，探讨一下温商的价值观源头和哲学背景？您不觉得这样的“根性的探讨”其实对彻底了解温商颇具积极意义吗？

赵一德：您是不是在提示我谈论我们特有的永嘉学派？呵呵，我觉得这样的探讨非常有意义，而且搔到痒处(笑)，为什么呢？世界上没有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也没有无根无源的价值判断。

温商的做人原则、经商信念、商业伦理等一系列思想的“根”，在哪里？

我认为和温州历史上曾经影响全国的“永嘉学派”有关，从“永嘉学派”可以找到温州的文化基因和文化密码。

永嘉学派，又称“事功学派”、“功利学派”，是南宋时期在浙东永嘉(今温州)地区形成的一个儒家学派，是温州创业精神的思想发源。

集大成者是著名哲学家、诗人叶适。永嘉学派的形成，与南宋时期永嘉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密切的关联。当时，永嘉地区出现了富工、富商及经营工商业的地主，永嘉学派就是代表这些新兴阶层利益的思想家。永嘉学派的最大特点，就是强调功利，注重事功，经济上，他们反对中国传统“重本轻末”、重农抑商的思想，认为应该“通商惠工”、“扶持商贾”，发展商品经济，并认为雇佣关系和私有制是合理的，富人应该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学术思想上，他们重视事功之学，认为讲“义”不可以离开“利”，对汉儒所谓“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董仲舒语)的说法表示异议，提出了“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的“义利并重”观，试图把两者统一起来。

我这么说的意思并不是说温商都研习过“永嘉学派”的著作，而是想说明，由于永嘉学派长期在温州地区传播，历经千年之后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广泛的“亚文化壳”，这个“亚文化壳”的影响非常大，时间既久，就形成务实的、开明求利的社会风气，凭借永嘉学派的坚实砥柱，成功地抵御了传统文化中的“空谈义理”和“君子不言利”的风气，整个社会的贬、褒、崇、抑都很清楚，许多温商的优秀品质和经商风格都可以从中找到源头……

《新民周刊》：嗯。如果我们没有记错的话，当年燃烧在“南联盟”的战火刚结束，进入战后重建的第一支队伍就是“温商”，更早些时候，第一批介入柬埔寨和非洲诸国战后重建的也是“温商”，可以说地球村落的每个角落都有温州商人的身影。有人说，温商凭着“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的吃苦耐劳的传统，凭着“一有土地就发芽，一有阳光就灿烂”的生存毅力，凭着“有机会抓机会，没有机会就创造机会”的市场眼光，成为一个特别的市场经济、民本经济的标本。从“商团”特点出发，您如何看待这个标本的蕴涵？

赵一德：您刚才说的那些顺口溜，其实就是“永嘉学派”思想的“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的亚文化传播和俗文化表达。

改革开放30年来，勤劳智慧、敢为人先、特别能创新的温州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指引下，把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和温州具体实际有机结合起来，在非常艰难的条件下，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走出了温州的路子，形成了温州的模式，创造了温州的奇迹，提升了温州的文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实践证明，推动温州不断发展的根本力量是温州人民，温州30年走过的路，就是一条人民群众创业发展求生存之路，民营、民有、民享、民富，就是温州模式的基本特征和精髓所在。

推动温州发展最优质的资源是世界温州人，温州30年走过的路，就是一条以商业网络整合全球经济资源，以人员流动置换生存空间的发展之路，温州之所以有今天的知名度，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世界温州人有非常响亮的品牌。

推动温州发展最宝贵的资源是温州人精神，温州30年走过的路，就是一条敢为人先、创新发展之路，温州人的骨子里充满了瓯越文化的原始张力，温州人的血液里始终流淌着祖先搏击大海的智慧和精明，温州人精神的特质，就是一种生生不息的实践理性和创新精神。

《新民周刊》：不错，世界上，哪里有商机，哪里就有温商，温商被认定为当今中国最具活力、最会赚钱的现代商帮。但是恕我直言，人们对“温商”也一直有褒有贬，褒者称之为“战略性商机敏锐”或“财商发达”；贬者称之为“经济动物”或“唯利是图”，对此，您怎么看呢？

赵一德：改革开放以后迅速崛起的温州商人群体，不仅人数多、队伍大、分布广、经营范围宽，而且素质比较高，在全国乃至世界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都在不断扩大，已经成为世界华商中一支重要的新生力量。对温商的价值取向，我们有过“四句话”的概括，一是恋乡不守土。温州人走南闯北，漂洋过海，生活在别处，成功在他乡，奔走在全国各地、世界各方。有人说：“世界上凡鸟儿能飞到的地方，便有温州商人的足迹。”二是敢冒知进退。温州人开拓创新意识很强，改革开放之初，温州人在别人还在计划经济樊篱中彷徨的时候，就先觉醒、早行动，率先发展市场经济，在不少方面先人一步、快人一招，赢得了先发性优势。温州人敢于开拓又不蛮干，一个办法行不通就换个思路干，一个地方没有发展空间了，就会拉家带口寻找新的希望之地。三是自信不自满。温州商人和企业家在经商创业中有一种不断进取、永不言败的精神。温州人不仅敢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而且能够做成别人不容易做成的事情。同时，他们做事比较理性、低调和务实，对自己事业的成功不爱炫耀，对自己拥有的财富不作宣扬，而且非常注重自身的学习提高，现在是“白天当老板，晚上看黑板”。四是重利不守财。温州人特别能吃苦，只要有钱赚，最苦最累的活也愿意干，一分一厘的钱也愿意赚，不少人就是靠一分一厘地赚钱而发家致富的。但是，温州人不是把赚钱作为人生的唯一目标，富起来的温州人也把回报社会作为一种追求，作为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一种方式。

总之，温州商人以其优异的经营业绩，为温州和全国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以其独特的个性和风格，树立了自己鲜明的形象。现在“温州商人”这四个字已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名词，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品牌”，一种精神的象征。

政府，就是应该服务于民

《新民周刊》：如果从“地域性商团实力”的角度出发，您觉得在这场公众期待的经济复苏的努力中，“温州商团”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温州民间资本非常雄厚也非常活跃，它们在对抗金融危机中有什么出色表现？

赵一德：尽管国际金融危机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困难和挑战，但是在应对当前危机方面，我们有以下四个方面的优势：一是市场营销网络的优势。目前在全国各地创业的温州人有175万，已在全国170多个城市成立温州商会，创办商品交易市场2000多个，还有60万温州人在世界93个国家和地区创业发展，建立了遍布世界各地的温州人营销网络。在产品出口受阻的情况下，这个营销网络对温州企业发展至关重要，一方面可以推销温州的产品，另一方面可以将好的技术、信息带回温州，实现互动发展。二是产业和产品的优势。温州产品以生活必需品为主，具有较强的成本和价格竞争优势，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国际需求下降主要是抑制了高端消费，这对温州产品拓展市场却带来一些机会。三是雄厚的民间资本优势。温州民间资金比较充裕，今年春节前后，在外温州人带回资金存入本地银行的有400多亿元，市场资金流动性保持良好状态。四是企业家群体的优势。温州的企业家有一个明显的优势，就是对商机的嗅觉特别灵敏，对市场变化的感觉特别敏锐。 “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温州人”、“哪里有温州人，哪里就有市场”。根据这些优势，结合温州经济特点，我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全力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使温州率先走出困境。

首先是拓市场。国际金融危机带来最大的影响就在于国内外市场需求下降。从应对危机的着力点看，从温州经济特点看，首要的任务是拓市场。年初以来市里提出要全力实施“温州名品购物中心”计划，就是发挥温州人市场网络、在外温州商会、在外温籍企业家和温州产品价廉物美、品种繁多的优势，政府引导，行业牵头，以企业为主体，实行市场化运作，争取通过两年的努力，在全国大中城市建立100家温州名品购物中心，推进温州知名品牌联合进入知名商场和商业街区，扩大温州产品销售，把温州单个产品品牌优势转化为温州区域品牌优势。在国内建设“温州名购”的同时，美国、欧洲等地的18个温州商城、海外工业园正紧张建设，重点境外市场服务平台也已启动。

其次是扩投资。现阶段温州最大的投资增量是抓好沿海产业带建设，去年我市编制完成了产业带实施规划，对沿海产业带建设的功能定位、开发时序等诸多重大问题作了进一步明确。现在各重点产业功能区和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正在积极推进，产业用地已经陆续推出，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区块建设，积极引进一批大项目、好项目，引进一批好的温商回归项目，带动其他区域的存量调整，并激活整体的产业结构调整。

第三是抓整合重组。这是温州产业经济逐步走出“低、小、散”格局，共同应对当前的金融危机和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的需要。当前，我市企业整合重组的意愿很强烈，也已经有了不少成功的案例。现在，整合重组的实施意见已经出台，对整合重组的政策已经很明确。下一步，我们要结合十大行业转型升级方案，努力落实一批整合重组项目，打造若干个具有全国，乃至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集群。

在同样环境下，温州民营企业办法总比人家多、信心比人家足、活力比人家强。相信只要我们善于发挥优势，全力

王均金的新长征

对王均金来说，要真正实现企业长期的可持续增长，“家族式企业”这个门槛，是无论如何要迈过去的。

撰稿·苏庆先(记者)

王均金果然有点不同凡响。

那是端午节前一天的午后，在均瑶国际广场32楼一间豪华会客室里。他目不斜视地走进来，握着一个插着耳机的手机，没有寒暄，就一屁股坐在背对落地窗的椅子上，然后直截了当地轻吐出两个字：“说吧。”

2004年11月王均瑶先生英年早逝后，这个“二弟”便火线上阵，承担起实现均瑶商业帝国平稳过渡并使之继续可持续发展的重任。如今4年已过，40岁出头的王均金看起来愈加老成持重，尽管形容依然年轻，但鬓发中却已隐现白丝。

这4年多来，均瑶集团在王均金治下，已从一个传统制造业转化为以营销、研发和服务为主导的现代服务业企业，航空、食品饮料、百货零售和文化创意产业成为其四大主营板块，形成航空运输和营销服务两大支柱。

可以说，在原有业务基础上做加减法，并使之具备可持续的增长能力，是王均金开启均瑶新时代的钥匙。

不过，一切似乎还只是个开始。

在将均瑶集团成功纳入一个新轨道之后，王均金的担子亦轻亦重。他说，“均瑶的品牌、规划和发展等，基本上都按我们想的在进行，没有什么偏差。”目前，除了社会活动之外，王均金重点考虑的，是如何打造维持企业长期发展的持续能力。其他的具体管理事宜，都放权给职业经理人了。

在王均金装饰典雅的办公室，挂着百岁老人夏征农亲笔手书的“百年老店”条幅，这是王均金的目标，也是企业使命。

“‘百年老店’是一个战略理念，所有的思考和工作目标都在围绕它进行，只有坚持不懈才能实现。”王均金说，“现在，我们离这个最终目标还远着呢。”

不知是开玩笑，还是真的谦虚，他只给自己4年多的成绩打了50多分。

走出家族式经营模式

对王均金来说，要真正实现企业长期的可持续增长，“家族式企业”这个门槛，是无论如何要迈过去的。

谈到这一点，有一个人物不得不提，他就是均瑶集团的第三任总裁黄辉——一位有着十多年跨国公司履历的资深职业经理人。

说他是王均金的幕后军师，一点都不为过。

在服务跨国公司时期，黄辉的成功之处在于，在规范的环境中做不规范的事；而在空降民营的均瑶之后，他的战略则变为：在不规范的环境中做规范的事。

在王均金的支持下，他针对均瑶集团薪酬体系混乱、主营业务杂乱等不规范问题，首先推进了均瑶的薪酬体系改革，紧接着将集团业务做了全新调整和梳理，使之形成了航空、营销服务两大主业以及地产辅业的“2+1”业务框架。

有了黄辉这样的职业经理人，王均金得以把具体管理各个业务板块、抓执行的担子移交出去，自己有了更多的思考时间，也有更多机会做自己想做的事。

他说，“一个人什么行业都管，怎么管得了？肯定需要专业的经理人，这是企业发展所必需的。”

如今，像黄辉这样的“外人”，在均瑶集团越来越多，主要的业务板块都由职业经理人掌控。比如，航空方面，吉祥航空的总裁是深圳航空公司的上一任，副总、飞行总管、机务总管等，都是从其他航空公司招募来的。再比如，乳业公司、置业公司以及文化传播公司，主管的总经理都是职业经理人。

“资产、股份是家族的，但管理不一定就是家族的。”王均金说，“所谓的家族企业都是在变化的，我和弟弟在董事局做文章，把握好战略方向和资源配置，其他的都交给职业经理人，给他们一个决策体系。”

如今的王均金就像一个船长，掌控着企业的“续航能力”和“航行路径”，手下的“大副”、“二副”和水手则集中精力做大做强主业，围绕服务业扬帆破浪。

做大做强文化产业

如今在均瑶的商业版图中，除了航空运输之外，让王均金付出较多的，是文化产业。

自2005年年中拿下北京奥运会“福娃”的特许经营和零售权之后，王均金看到了文化产业中蕴藏的巨大金矿。

最让他自豪的是一套由均瑶研发的、以“古技撷英·中华藏绣”为主题的奥运会特许绣品。这套作品运用苏绣的工艺，将中国古代体育运动图示和现代奥林匹克形象元素紧密结合，并借助中华传统刺绣的形式加以表现，一款长40厘米、宽30厘米的绣品，市场售价高达2.98万元。

他说，“这就是一种文化创意品牌营销。依靠有文化底蕴的创意创新，为诸如奥运会、世界杯和世博会这样的世界性品牌创造价值、增加价值，从而在市场营销中取得更大成功。”

此后，均瑶集团又相继牵手F1方程式大奖赛、2007年女足世界杯和上海世博会，申请特许生产和特许零售。如今，文化产业已为整个集团贡献了超过30%的利润。

对于每个授权品牌，均瑶集团都非常注重在理解品牌内涵基础上对授权产品的创意研发。以F1为例，均瑶单为产品运营就投入了3000万元，并集中众多高级产品研发及市场运作人员，研发出包括服装、服饰、纪念品和汽车配件等14大类的授权产品。

去年9月，均瑶集团又正式成为上海世博会标志特许产品生产高级赞助商，根据协议，均瑶将获得家用玻璃制品、家用陶瓷制品、家用金属制品、礼品、玩具和箱包等世博特许产品的经营权，而整个世博会特许经营产品的市场价值，预计将在25亿元至40亿元之间。

除了品牌营销之外，王均金还涉足教育事业。2005年，均瑶集团收购了原为公立学校的上海世界外国语小学和世界外国语中学，希望把它们作为一项公益事业来运营。

静心应对金融危机

在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均瑶集团自然也不能独善其身。

但王均金心里很笃定。

他说，从企业角度来讲，并非所有企业都会受到危机影响，影响肯定有大有小。“就均瑶集团来说，目前看冲击并不大，因为我们以服务业为主。就航空业务来说，由于目前吉祥航空的航线都在国内，影响也不大。相反，今年1－4月份，吉祥航空的营收增长了15%，整体表现还不错。”

对于危机本身，王均金有两点看法。其一，它对企业增强长远的忧患意识很有好处。其二，有助于帮助企业以大局观看问题。危机来了，需要企业和政府共度难关，大家一起发力，共同应对。

他说，民营经济是就业的主渠道，中国99%以上的企业都是中小型企业，生命力旺盛，当然也会有新陈代谢。“据我的观察，大多数中小企业还是有底子的，尤其是温州商家，现在减产观望一下，休息一下，熬过一两年，到经济复苏时，它们恢复得比谁都快。”

这就是温州商人的活力。无论是创业精神，还是吃苦耐劳的品质，他们身上都具有做生意的细胞。

王均金其实就是他们群体中的典型代表。

身为新一代的温商，王均金身上的创业精神没变，吃苦耐劳的品质也没变，改变的是眼界、资源配置能力和驾驭资本市场的能力。他读过长江商学院的CEO班，也在沃顿商学院和斯坦福大学上过课，跟马云、牛根生等人是同学，还在工商联和温商商会任职——视野宽了，圈子大了，人脉广了，底气也就足了。

对于已经在路上的新长征，王均金累并快乐着。采访结束时，他满是期待地说，“明天是端午节，终于可以打打球了。”■

钱金波：我梦我思故我在

面对全球经济之“冬”，钱金波谈论的不是应对，而是抓住所剩不多的时机，扩张进攻。

撰稿·刘 琳(记者)

“红蜻蜓要做中国LV！”几年前，钱金波放出这句豪言时，遭到了人们不加掩饰的嘲笑。红蜻蜓，这个土生土长于温州的品牌，也敢与全球最奢侈的LV扯上关系？在业内业外许多人看来，这简直是痴人说梦，而且还是个飘在云端的梦。

但对钱金波来说，把红蜻蜓打造成源于中国的全球奢侈品牌，这不是梦，而是梦想。

MICAM展爆出大新闻

2009年3月4日-7日，意大利米兰。著名的Duomo大教堂近旁，三条呈H形分布的贵妇街Viadella Spida，ViaS.Andrea和ViaMonte Napoleone齐聚着所有最顶级国际品牌专卖店，货架上最新一季甚至最新一周的鞋、手袋、时装及各种配饰，璀璨光鲜，奢华炫目，这里是潮流的交汇点，高品位的中心，是米兰这座全球时尚之都的心脏。

这几天，像以往的39年一样，鞋，成了米兰城中、贵妇街上最当仁不让的风光宠儿——此刻，顶级国际专业鞋展——MICAM国际春鞋展正在此地盛大开幕。尽管全球金融危机风声鹤唳，奢侈品行业坏消息不断，但居高不下的1600多家参展商和4万多名专业参观客其中包括1万多名海外参观客商的到来，不啻一剂强心针，提振了整个行业的信心，为危机下的米兰赚足了面子。作为世界上三大专业鞋展之一的MICAM国际鞋展，自1969年创办以来始终将最前沿、最时尚的鞋类信息传递给专业观众，每届展会所展示的鞋类款式和制作工艺都堪称顶尖，它是来年消费者脚上的风情、欧洲各大商场的热销，以及全球最重要市场上的旺点的源头。

不同寻常的是，今年的MICAM展爆出了一条大新闻——中国鞋进MICAM展啦，居然还是3号精品馆！

这确是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要知道，40年来，MICAM国际鞋展一直被控制在国际顶级品牌手中，意大利、西班牙的一般品牌都只能望“门”兴叹，而亚洲企业和品牌更是从未获准参展。MICAM展之所以“门”难进，是因为它有着近乎苛刻的参展条件。企业必须提前半年提出参展申请，然后由MICAM专设的专家评审组对申请企业进行审核，其要求包括款式设计代表国际时尚最前沿水平；产品不仅品质上乘，更要有自己的工艺特色；企业和品牌具有相当的实力等。

多年来，中国鞋业品牌虽然不断向MICAM申请参展，却屡屡被拒。事实上，随着中国鞋的崛起，除MICAM之外的所有专业国际鞋展，无论是历史最悠久的美国拉斯维加斯鞋展，还是世界三大鞋展中的德国杜赛尔多夫展(GDS)、意大利加答展(GARDA)都陆续被中国鞋攻克，唯剩MICAM展。且近年来几乎每年MICAM展上，意大利鞋业界都要发出“振兴本土鞋业，抵御中国鞋入侵”的呼声，因此这个展会也被公认为欧洲鞋业抵御中国鞋的最坚固堡垒。

2009年，中国鞋业终于揭开了历史新篇章——红蜻蜓翩然飞入MICAM展。

3月6日MICAM展开幕第三天，对第一次以参展商身份坐在自家展位中的红蜻蜓集团董事长钱金波来说，是异常忙碌的一天。意大利、西班牙同行在震惊之余终于回过神来纷纷向钱金波道贺，恭喜中国品牌跨进世界一流鞋类品牌行列；欧洲媒体也纷纷找上门来采访这个进入MICAM的第一个中国品牌；而希望与红蜻蜓达成合作的品牌与采购商更是纷至沓来，达46家，现场成交鞋订单3.8万双，成交额超过150万欧元。

前不久在上海办公室接受《新民周刊》采访的钱金波，回顾起3个月前参展MICAM仍然十分激动：“我真的感到非常非常自豪！谁说中国制造没有设计？谁说中国只有廉价产品？我们在MICAM展上告诉全世界，中国鞋也能融入西方主流社会。”法国里昂商人Samansa也许是红蜻蜓在MICAM获得的新客户的代表，他对钱金波说：“刚看到这里竟然出现中国品牌时我还很担忧，和你们接触后才发现你们是大公司，产品品质非常优秀。”Samansa在法国拥有数家高档商城，是多个高端品牌的代理商，在这次展会上，他成了红蜻蜓的新客户。

精明的钱金波用足了MICAM展厅，他把那些欧洲鞋款设计师请到布置得大气优雅的MICAM展位里谈合作。钱金波征服了这些曾经居高临下看不起中国品牌的欧洲设计师，把他们曾开出的天价成功地变成了合同上的合理价格。这些设计师对钱金波说，无论如何，你的公司出现在这里就表明和别的公司不一样，先不谈产品，进入这个馆，我们就知道你们这个企业是有梦想的。

不是梦，是梦想

确实，MICAM展是一个里程碑，标志着钱金波又向自己的梦想前进了一大步。事实上，不管别人怎样看待他的那个云之梦，钱金波一直无怨无悔地踏踏实实地朝着那个遥远的梦想迈进着。

早在几年前，红蜻蜓就制定了与大多数中国鞋类品牌不同的国际化策略，红蜻蜓走的是主流商业渠道，坚决地把自己的专卖店开在国外高端鞋城、商场或商业大街上。与此国际化策略相适应，红蜻蜓提出了“欧洲设计，中国制造”的理念，投入了巨额研发资金。2007年，红蜻蜓投入2亿元在意大利设立了研发中心，重金聘请了数位意大利顶尖鞋类时尚设计师参与设计。此次MICAM展上展出的产品，就是与西班牙著名制鞋商Florencia Marco S.L(FM)合作设计的，在欧洲流行趋势的基础上突出红蜻蜓品牌风格。

几年来，红蜻蜓成功探索出了一条进入欧州主流市场的路径，红蜻蜓已陆续在德国、意大利等国家开出了10多家专卖店，展示自己的品牌与设计，也最终引来了MICAM展主办方的关注。今年5月，红蜻蜓又进军美国主流市场——以首个中国品牌的身份进驻位于美国洛杉矶的顶级购物中心WEST FIELD(西田购物中心)。红蜻蜓美国形象店位于西田购物中心广场一侧，四周LV、PRADA、GUCCI、DIOR等奢侈大牌环绕，整个店铺面积达1300平方英尺，由美国WEST COAST公司负责店面设计，完全符合北美奢侈品牌的店面形象。店内陈列的红蜻蜓产品也全部由西班牙顶级设计师设计。

红蜻蜓再次为中国鞋业品牌实现全球价值梦想作出了榜样。

很多人奇怪，面对当今影响深重的全球金融危机，为何红蜻蜓却能逆势振翅，腾空高飞，翩翩起舞呢？钱金波说，那是梦想带来的力量。哲人说：“梦想绝不是梦，两者之间的差别通常都有一段非常值得人们深思的距离。”当“做中国LV”被人嗤笑成痴梦时，钱金波知道，那绝不是梦，而是梦想，这个梦想背后积淀着他对人生和事业的深深思考。

与生意场上那个大刀阔斧、披荆斩棘、勇于开拓的成功商人形象不同，这个14年前500万元起家，如今拥有2万余名员工，下辖9大子公司的产业集团董事长，架着眼镜斯斯文文地坐在办公室里娓娓道来时，感觉他似乎更有些像憧憬着浪漫沉溺于遐想的文学青年。4年前的某一天，已进入不惑之年的钱金波坠入了深深的哲学思考中：人为什么活着？创业究竟是为什么？美丽的楠溪江边红蜻蜓翩然飞舞的童年画面，叠映在钱金波的脑海里，挥之不去。于是，红蜻蜓集团的“归零跨越”战略转型方案出台了，思想落实在了实现梦想的路上。

2005年，就在地产、证券行业热浪迭起之时，钱金波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全部产业“归零”，全心投入红蜻蜓。“在有生之年，把红蜻蜓做成一个出色的品牌，最大限度地实现我的终极梦想，这就够了。”钱金波说。

“归零跨越”战略抓了几件大事。一是聚焦，从不相关领域撤回投资，慢慢剥离，结束了多元化，实现了资源的集中；二是解决与同行产品的同质化、同样式、同价位的痼疾，寻找自己的设计特点和功能附加值。通过与全球著名的鞋研发机构比利时爱思康(Rsscan)公司的合作，攻关鞋舒适度，成功研发并推出了中国第一款运动皮鞋。三是调整渠道终端。在店租每年上涨30%的压力下，红蜻蜓在鞋行业中率先向国际品牌学习，推出集成店模式，店内所售产品从单一的鞋类延伸到包袋、时装及手表、香水、丝巾、眼镜等各种配饰，新模式不仅提高了效益，还给顾客带去了全面的时尚顾问服务。自2007年10月第一家集成店在温州开业以来，红蜻蜓在全国新开集成店超过了700家。同时，红蜻蜓还在社区或二级商场开出专门的折扣店。四是实施全球战略，采用与国内市场不同的运作方式，进攻欧美高端市场。

2008年红蜻蜓年销售额30亿元，在上万家温州企业中税收排名第26位，在鞋行业中则排名第一。这份漂亮的成绩单还包括如今经济转冷形势下的“销售同比增长和库存下降”。钱金波说，这是执著于梦想，对人生、对事业认真思考后的收获。面对全球经济之“冬”，刚刚基本完成“归零跨越”调整的红蜻蜓，显得从容而自信，此刻钱金波谈论的不是应对，而是抓住所剩不多的时机，扩张进攻。他说，经济寒冬期所带来的低成本、低门槛为红蜻蜓逆势扩张提供了绝佳机遇，而当下的扩张又将为下一轮起飞积蓄力量。

“时间是奢侈品最大的成本。”钱金波说，只要坚持梦想，勤于思考，踏实行动，时间就能造就一切。■

周星增：卖低价房给上海市民

在周星增的眼中，一个人一生中，如果能办成一件有功德的事，那就是成功。这件事，如果有利于别人，有利于大家，有利于社会，那就是有功德。做有功德的事，那是人生最幸福、最快乐、最高级的一种享受。

撰稿·陈 冰(记者)

世人都说，温州人是中国人中的另类，而周星增似乎是另类中的另类。

都说商人唯利是图，2004年初上海房地产涨势迅猛，他却将建桥旗下27万平方米、获上海“白玉兰奖”的美林小城，低价供应给上海市世博局安置市政动迁户，为此少赚1个亿。

他从来不提“利润最大化”，只求理性、稳健、可持续的“利润合理化”，为此不惜退出房地产行业，因为这种“涨法不正常，不合理”，不符合他的赚钱原则。

他是第一个到上海办大学的温州人，也是第一个试水养老业的温州商人。他把办一所中国一流的民办大学，办一家中国一流的养老院作为毕生的事业来追求，而他的生意，倒成了副业。

他把办公室设在上海建桥学院——那是一间不像企业家，更像是大学校长的办公室。就在这里，他每天都会在黑白的围棋世界中进退、攻守、张弛、夺弃……窗外，飘荡着阵阵朗朗的读书声，还有无数个龙腾虎跃的身影。

大学梦

“我的第一桶金是苦难。”很多年来，周星增一直这么说。

年少时的家境清贫，不仅折磨口腹，更时时啃噬心灵。

周星增读初二那年除夕夜，母亲把四个儿女叫到跟前，说，“妈对不起你们，家里没钱，今年过年，你们没有新衣裳，也没有压岁钱了……”周母哽咽着，说不下去了。母亲那种黯淡的眼神，极度辛酸却又无奈的口气，让周星增脑袋轰地一热，他“咚”的一声跪在母亲面前，立下誓言：“妈妈，我以后要是没挣很多钱给你用，我就不是人！”

于是，他发奋读书，成了全村第一个大学生，紧接着又成为令人羡慕的大学教师。然而，两袖清风、蜗居斗室的清贫生活似乎离他的赚钱梦越来越远。就在那个热火朝天奔南方的年代，周星增也心动了。1988年，周星增打算去海南闯一番事业。至于工作，先期去的同事已经帮他落实好了——海南工业发展总公司建材部经理。

正在此时，温州大学校长的一封来信改变了他的行程。温州大学虽然已经设立了财务专业，但师资却是零。心急火燎的校长不知从哪里得知同乡周星增在贵州工学院教财务专业课，课上得很不错，于是十万火急地发来了非常诚恳的邀请函。

温州人梦想了几十年，终于拥有了一所自己的大学。这在所有温州人心目中都是一件无比自豪的大事——温州不仅要发展自己的经济，还要发展自己的教育，让富裕起来的温州人的后代能在家门口读上大学，接受良好的教育。捧着邀请函的周星增再次热血沸腾。母亲跟他说过，温州大学筹建时，曾以他的名义捐了300块钱——所有的温州人对温大都充满了感情——他决定回家乡，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困难超乎想象。没有住房，没有教师，没有资源。但周星增坚持了下来，财会专业很快成了全校学生人数最多、师资力量最强的专业。两年不到，他担任了财务教研室主任，四年不到，学校决定提拔他当副系主任。

然而，一个意外又让周星增的人生发生了改变。

在一次次将学校分给自己的房子让给新来的教师后，1991年周星增终于拥有了一套50平方米的房子，但接收和装修房子的2万元钱却没有着落。虽然教学工作搞得风生水起，但周星增本质上仍然是个“穷教书”的。在家人的帮助下，2万元终于七拼八凑凑齐了，但周星增的心里五味杂陈。

看着周围的同学、朋友一个个富裕起来，让家里人过上了好日子，听着温州街头巷尾都在流传的生意经，周星增陷入了沉思。“继续在大学待下去，也许可以成为副校长，但我的人生从此就定格了，这不是我想要的。”

1992年，周星增又成了第一个辞职下海的温州大学教师。从帮别人打工到自己创业，进军低压电器行业，短短几年，周星增就富了起来。他以为从此可以让母亲过上幸福的生活，但母亲告诉他，她最感到自豪的还是那个当年考上大学的儿子，还是那个当大学老师的儿子；要是真想孝敬她，那就给孩子们办一所大学吧。

母亲一句不经意的话，让周星增从此多了一份沉甸甸的牵挂。造一所大学，让更多的孩子接受高等教育，让他们的命运从此改变。数年商海沉浮的周星增，突然间感到前所未有的激动。

赴沪建“桥”

从1997年开始，周星增就琢磨着要办一所大学。他最先把目光投向脚下的土地，向温州市的有关部门递交申请。结果，申请递了一个又一个，都不见回复。他坐不住了，跑到有关部门去打听，得到的答复差点没让他晕过去。

温州市辖三区二市六县，各县都有富裕起来的人把目光瞄准了民办高校。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发话：市里没有那么多土地，也不可能审批那么多学校，还是各人回自己所在县办大学吧。

每个县办一所大学？简直是天方夜谭！

周星增明白了，温州根本还未把创办民办高校列入规划。他这一步在当地显然走得太远了。他开始跑杭州，跑了很多部门，因为政策、师资、土地等因素限制，最后都没有办成。尤其是土地问题，根本还没有用于民办教育的规划用地，而作为商业用地征购，价格简直就是天文数字。周星增一度心灰意冷。

随着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召开，周星增强烈地预感到：国家要在发展民办教育方面迈出更大的步伐，中国民办教育的春天就要来了！他作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到上海办大学。

1999年3月，周星增热血沸腾，走进上海市有关部门咨询办学事宜，当头迎来了一盆冷水：“温州人是东方的犹太人，赚钱本事大，办大学嘛……”这个“嘛”字拖得很长，被省略掉的下文，显然是怀疑、否定、排斥。

这话也不奇怪。当时鱼贯而入抢滩上海的民营企业家，大多是投资、经商、做生意的，还没听说谁要办大学的。面对怀疑的眼光，周星增据理力争，“温州人怎么就不能办大学呢？晚清的孙诒让实业兴教，当代的苏步青、谷超豪，不都是温州人吗？”

对方愣了一下，就问，“那你学校建在哪儿？没房子，我怎么批？”

“你还没批准我办学，我又哪来的学校？！”这句话，周星增只能在心里反驳。面对这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两难命题，周星增明白，争论没有意义，他必须超常规“破题”。

1999年7月，周星增变卖了自己在温州所有的工厂、设备，联手几位商界好友共同办学。他一次性向市教委的银行账户上打入500万元，以显示办学诚意，同时，买地建楼。

资金难题迎面而来。当时，上海最大的民办学校面积只有50亩，周星增第一次买下了200亩，后来又加了287亩，办学规模大大超过了原来的设想，前期基建投入巨大。刚开始时银行不肯贷款，“你一个外地人办大学，能不能招到学生呢？招不到学生，怎么还贷款呢？”

周星增说：“那段时间，我每天都像在悬崖上走钢丝，一不小心，就会跌下万丈深渊，摔得粉身碎骨。那一年，我的新车10个月跑了9万多公里，比出租车开得还多。”

资金问题还是得自己解决。一批温州朋友，还有他的大学同学、全国各地的朋友，都一起来帮他。周星增至今还记得，一位老同学骑着自行车，跑了3家银行，把全家所有的积蓄一共2万多元统统取出来，交给了他。他们看中的，就是周星增的人格魅力和不凡的决心。

康桥路上，一幢幢教学楼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消息传开，惊动了上海市里的领导。领导说，“我们得去看看，他到底是谁，他到上海办的是真大学还是假大学？”领导们在建桥工地上找到了晒得黝黑的周星增，听了他关于办学理念、目标、规划的汇报后，又吃惊，又佩服，又高兴。有位领导悄悄问周星增，“这大学还没批下来，你就砸锅卖铁干起来，万一上头不批，这几亿元不就打水漂了吗？”周星增胸有成竹地答道，“我这样做，就是想告诉世人，周星增办大学是铁了心的。市里不批，一定是哪些地方不足或不符合要求，你提一点，我改一点，你提两点，我改两点，等我都达到要求了，上头还会不批吗？”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周星增对教育事业的赤诚之心，敢为人先的温州气魄，得到了方方面面的信任和支持。“建桥工程”一路绿灯，各级领导先后亲临现场指导，南汇区更是把办大学看成自家的大事，列入2000年政府重点工程之一。开学前夕，数百名康桥人为学院义务清理垃圾，种树绿化……

2000年9月，上海建桥学院迎来了第一批新生，共1352人。当年建成，当年招生，建桥学院再次创造了温州精神与上海速度相融合的奇迹。2005年，上海建桥学院顺利升格为本科。2008年，中国民办大学排行榜上，建桥名列第九。

弹指一挥间，上海建桥学院已经走到了第九个年头，已经培养出了上万名毕业生。周星增说：“现在我在外面，在机场，酒店，各种场合，经常会碰到建桥毕业的学生，他们都认识我，还主动把工作中开心的事情告诉我，这个时候我也特别开心，感觉自己又像回到了当大学老师的年代。”

温州“鲶鱼”

自打上海滩钻进了建桥这条鲜活的“鲶鱼”，凭着温州基因的活力，得益于上海良好的“生态”环境，这条“鲶鱼”迅速壮大，还带来了“同伴”，搅热了民办教育界这个“深潭”，逼得本土“沙丁鱼”们你追我赶，力争上游。

在建桥学院逐步走向正轨之后，周星增又把目标对准了养老院。在建桥学院不远处，一家名为“亲和源”的老年公寓已经于2008年5月正式开园。这家投资超过5个亿的养老院是迄今为止国内最高品质的老年社区。社区内的所有设计、环境、设施都是针对老年人的特点精心设计，并且由国际一流的专业服务机构向老人提供专业养老服务。

“比如，物业管理由美国著名的爱玛客公司提供服务，社区配餐中心由法国的索迪斯进行经营；社区内的护理医院由曙光医院进行管理，社区内的康体会所由香港的美格菲提供。这里还有亚洲最好的老年休闲、疗养、娱乐和健身设施。”

周星增的“亲和源”无疑和传统意义上的养老院有着天壤之别，其“会员制”的模式也是国内首创，这种完全不同于传统养老机构的管理模式无疑又走在了大多人的前面。

“梦想与现实总是有距离的，不少朋友就认为我的想法太‘乌托邦’了！不过有些事情需要坚持。坚持就是力量，时间就是影响。民办教育就是因为参与者多了，才有后来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在养老事业方面，我们也想开个好头。”

周星增不止一次地强调，“我在温州老板中，资金量肯定不是第一位，但可能是最有幸福感、成就感的老板。”

“每当生意场上遇到烦恼的时候，在校园里转一圈，看到一张张充满活力的青春笑脸，听到朗朗读书声，一下子心就放松了，也宁静了，心旷神怡，觉得自己的辛苦努力是有意义的。前几年，有个企业家朋友参观了建桥学院后，说：‘我花了5个亿，投资了一家五星级酒店。但我情愿用两个五星级酒店跟你换建桥学院。’我说，别说两个酒店，就是20个，200个酒店我也不会换的！”

“办一所中国一流的民办大学，办一家中国一流的养老院，这是我毕生追求的梦想。做这两件事情，我更注重社会效益。如果说回报的话，我已经得到了，因为建桥品牌、建桥文化得到了广泛的尊敬和认可。办大学，办养老院，带给我精神上的满足感、成就感，这种快乐和幸福，是多少金钱也买不来的。这就是最大的回报。”

在周星增的眼中，一个人一生中，如果能办成一件有功德的事，那就是成功。这件事，如果有利于别人，有利于大家，有利于社会，那就是有功德。做有功德的事，那是人生最幸福、最快乐、最高级的一种享受。■

千万不要预测周成建：从小裁缝到美特斯邦威

把周成建的经历叫做“神话”，一点也不过分。一位除了一把剪刀别无他物的裁缝，为何能在十多年间创造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服装企业？周成建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话题。

撰稿·黄 祺(记者)

名人周成建

上海电视台大楼《头脑风暴》节目的演播室里，周成建穿着窄腿裤、棕色休闲西装，没系领带。坐在他四周的，是诺基亚全球副总裁邓元鋆、家乐福中国区副总裁康柏德、安利大中华区副总裁刘明雄等等著名跨国公司的大老板。他们的服装是中规中矩的商务西服，一丝不苟。

相形之下，周成建显得有些特别。他斜靠在椅背上，脸上因微笑而形成的大大的“括号”透露，他正在享受自己特立独行的风格，也一定在享受与国际企业明星们平起平坐的成就感。

2008年录制的这期《头脑风暴》，节目主持人袁岳要嘉宾提供一张图片，来表明自己心目中的“幸福感”是什么，周成建拿出的照片是他裁剪衣服的镜头。这也证明，周成建对自己的经历与成就，打了一个很高的分数。

周成建是《头脑风暴》的常客，2009年一期讨论高考改变命运的节目，他又是座上嘉宾。坐在他对面“阵营”的，都是拥有良好教育背景的企业家，而他自己，被划入草根起步、白手起家企业家的行列。

其实，两期节目正好可以概括今天的周成建。20年以前，周成建还是浙江青田县的小裁缝，走村串巷靠手艺吃饭。餐饮、裁缝、补鞋、理发、修理——“五把刀子”是当时浙江手艺人中最兴旺的行当，周成建就是其中一把。

青田县邻近温州，1980年代末的温州，涌动着市场经济带来的亢奋空气，成千上万小企业、小商贩，不放过任何可以创造财富的机会，活跃在这个当时还非常偏僻的小城市。1986年，周成建也收拾行囊，跟很多同乡一样开始了闯温州的人生旅程。

到了温州，周成建还是只能当裁缝。不过，一些流传的故事证明，周成建不是普通的裁缝。裁缝是个辛苦的行当，有一次，实在困得不行，周成建操作机器时把一批西装的袖子裁短了一大截。但周成建想了个办法，将西装袖子改成了夹克袖子，把西装变成了夹克衫，这批货竟然成了畅销产品。如果不是他的机灵，他本要赔偿老板几十万元。

打拼几年后，周成建自己当起了老板，在妙果寺市场做起了前店后厂的服装生意。

如果一名裁缝缺少创意，他永远是裁缝；如果裁缝充满奇思妙想，就变成了设计师；如果裁缝喜欢奇思妙想还充满当老板的欲望，就变成了周成建。

周成建最有名的一次商业炒作，是缝制了一件世界最大的风雪衣，创造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在上世纪90年代初，这样的惊人之举，赢得了全国范围的关注。2005年美特斯邦威上海浦东总部落成典礼上，这幅巨型风雪衣的新闻照片还陈列在展览室里，巨大的风雪衣被“穿”在一栋楼房身上，那情景即便在今天看来，也极具视觉震撼。

周成建尝到经销策划的甜头，这些经历让他得到一个经验：那些无形的东西，也许是最值钱的。事实上，当他真正开创美特斯邦威这个事业的时候，周成建仍然固守他的经验，只不过这个“无形的东西”有了实在的目标——“品牌”。

不走寻常路

在中国其他地区，甚至其他国家的人眼里，温州人有着犹太人一般的精神，在温州，最不少的就是敢为天下先的人。但即使在温州，周成建也算是“奇人”，当大多数温州商人还在墨守薄利多销法则，依靠低成本产品闯市场的时候，周成建就开始玩“品牌”游戏，创造出后来被总结为“虚拟营销”的商业模式。

1995年，美特斯邦威公司成立，周成建的玩法是，在广东、江苏等拥有成熟加工工厂的地区，寻找代工工厂为美特斯邦威生产服装，然后到全国寻找特许加盟商，销售美特斯邦威的产品。看起来，周成建除了一个商标，什么也没有。但是，正因为如此，最大的利润，都进了周成建的口袋。正因为选择了一个最合适的经营方式，美特斯邦威在14年中，以超出所有人想象的速度迅速发展。

到今天，有各种人从不同的角度去分析周成建成功的原因，周成建自己谈得不多，但他的认识，似乎比外人更加冷静和理性。

“美特斯邦威当初为什么这样去做呢？我也一直在总结。其实从某个角度说，美特斯邦威过去更多是处在一种被动创新的状态。1990年代初，特别是在创业初期，那个环境下大家都是大而全小而全，美特斯邦威当时的实力不如一些兄弟企业。在这种背景下，对于我来说是一种被动的创新、被动的放弃。何为被动放弃呢？我是做加工出身的，但我想要去做品牌，又没有经济实力，没有管理基础，我只能两者选一。所以，我最后是被动地放弃了制造这一块，而做了品牌这一块。为什么是被动的创新呢？其实从我角度说，我不是做管理出身的，也没有太多的经验，这种模式也是被动的创新，是不得已而为。”

如果单单把周成建一系列“被动选择”而得到的成绩，归功于“好运”，应该是不公平的。相反，是明智地选择“取”和“舍”，周成建才可能探索出最合适的道路。

美特斯邦威的成绩一定让一些同行企业嫉妒，2000年左右，曾经与美特斯邦威在同一产品领域竞争的几家国内休闲服装品牌，如今纷纷逐渐消沉，只有美特斯邦威，保持着旺盛的发展势头。这些年，周成建成长为“著名企业家”，央视“春晚”嘉宾席上频频露脸，国内各种财经、商业节目也很喜欢邀请这位非常“上镜”的老板，周成建在镜头前的微笑，也越来越从容。

但是，周成建并没有被闪光灯晃花眼睛，对自己企业的发展，他依然保持着冷静。“我觉得，结合目前的市场形式，美特斯邦威对服装行业的执著和忠诚相当重要。曾经在楼市、股市疯狂热炒的时候，美特斯邦威也依然没有涉足这些并不熟悉行当，而是固守在服装行业。也正是因为美特斯邦威这样的固守，使它免于遭受楼市及股市的不利影响。”

面对H＆M等国际服装品牌进入中国的市场形式，周成建又开始了一次新的商业探险。2008年底，美特斯邦威推出相对以往产品更加高端的新品牌ME&CITY，希望借此改变过去“学生服装”的固有形象，给美特斯邦威带来新的活力和增长空间。周成建为ME&CITY 请来都市白领们的偶像——《越狱》男主角米勒，单从形象代言人的选择，就能看出周成建想让新品牌进军国际市场的野心。

“众多国际服装品牌都在抢占中国市场，对美特斯邦威来说，我们并不觉得这是一件坏事，或者会给Meters/bonwe及ME&CITY的品牌发展带来哪些困难。反而我觉得，这些国际大牌的进驻，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人对服装、时装的消费观念，使他们更能够接受平价时尚这样的理念，对美特斯邦威来说，这反而是一件好事。”周成建说。

周成建看温商

其实，周成建算不上“纯粹”的温州商人，他的家乡从行政区划上不属于温州，2005年，周成建把公司总部从温州搬到上海，上海已经成为美特斯邦威的根基。但是，周成建发家于温州，温州，是他今天一切成就的起源地。

正因为从温州来，但又站在温州之外，周成建对温州商人和温州经济，有着自己的解读。对于经济危机下民族产业、温州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周成建有自己的思考。

“我认为这轮金融海啸对中国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对中国的民营企业发展，积极多于消极。特别是对我们的浙商和温商来说，更需要去归纳去总结。温州是一个率先发展民营经济的地方，过去靠我们自身的胆略和市场的先机，把企业做起来了，把市场做开了。过去30年，整个社会都是处在一个高速的发展阶段，一直以来我们都没有停下来，没有歇下来看看，我们过去走的路是不是全对，或者在哪些方面是值得去总结值得去分析，或者值得去梳理的。我觉得通过这一轮的金融海啸，客观的环境促使你的主观意愿更加坚定地歇下来看看想想，这样会让温州的经济，温州人的经济更加健康，以后才会有可能使温州的经济走向更远更久，让温州人的企业走向更远更久。”

其实，探讨改革开放30年以后，民营企业该怎样走，周成建自身就将是一个标本。尽管过去的成就可以用“神话”来形容，但未来的路，必定更加充满挑战。“我相信美特斯邦威的未来面临的挑战将比过去更大，过去是在无序中发展起来的，在社会和市场快速发展中跟随成长起来的。但接下来，特别是在这一轮的金融危机背景下，全球更会走向一体化。发达国家企业的力量还是非常大的，再瘦的骆驼也比马大，其实我们还不是马，是小毛驴，我们这只小毛驴如何更加健康地成长，让它走得更远，这个挑战还是蛮大的。”

回到幸福的话题，周成建还是坚持，他的“幸福”，来自于手里这把裁缝剪刀。“有句老话，叫做‘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对我来说，我觉得我最大的幸福就在于，我‘入对了行’，我可以终身从事我自己钟爱的服饰行业，可以有机会将自己和我的团队们一手创造的“Meters/bonwe”和“ME&CITY”，以及未来可能拥有的其他品牌打造为国际知名服饰品牌，这将是我奋斗的目标。”

千万不要预测周成建，千万不要去预测一个明了规则、但又不走寻常路的人未来的可能性。■

在论坛里看到哥们发的帖子，教大家逃生的，觉得特别实用，转在博客里，跟大家共勉。原文如下：（重要的地方我都标红或加粗了）

    刚刚看过成都公交车自然的新闻，心里特别难受，几十条鲜活的生命转瞬间就离开了。从冒烟起火到一场灾难，仅仅是五分钟的事情。

    突然想起来05年年底北京八达岭高速公路上一辆大巴车和一个拉电石的货车相撞，大巴车起火，大轿子车里载着几十人，但只有几个人逃了出来。我的一个消防队的朋友正好在现场，他说当时只有一些年轻男人爬了出来，老人、妇女和儿童都烧死在了车里。他看到了现场，他闻到了味道，他在给我讲述这些时都流下了眼泪。

    也是这个消防队的兄弟给我讲了一些逃生的办法，讲给所有悦翔的车友和广大的论坛水手们，也希望车友们把这些窍门告诉你们的亲朋好友，希望悲剧不要重演。我们不能控制车的自然，但我们要学会如何逃跑。

    如果坐长途车，最好选择离安全门或是车顶安全出口比较近地方落座，事先想一下如果逃跑采用什么线路。这不是危言耸听，其实观察几秒钟或许就能帮你挽回一条生命。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仔细看看如何打开安全门的说明，因为一旦发生事故，你是不可能静气凝神的看使用说明。

    如果是封闭的大型巴士，你要四处找一下安全锤在哪里，如果遇到了危险情况怎么才能迅速的拿到安全锤。即使安全锤被某个丧尽天良的人拿走了也没关系，至少你可以提前做出判断和准备，免得慌了手脚。同样道理，这个过程只需要几秒钟，并且不用一直想着它。

    如果真发生了意外，你要做的就是想方设法逃离车体，方法有三个：

    一：如果车门打开了要马上从车门逃走，如果要冲过一段有火的路，那一定要用衣服什么的蒙住头，最重要的是盟主嘴和鼻子；

    二，打开安全门或是车顶的安全出口；

    三，敲破玻璃逃生，显然这个方法比较简单。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衣服着火了，一定要把衣服脱下来或是在地上打滚把火压灭，火遇到了空气会燃烧得更厉害。

    公交车的玻璃都是钢化玻璃，别指望着拳打脚踢的能打破玻璃，否则就不会有“安全锤”这个小物件了。据说钢化玻璃抗压是普通玻璃的5倍，并且抗高温。最好的办法是用安全锤敲打玻璃的边缘和四角，尤其是玻璃上方边缘最中间的地方，一旦玻璃有了裂痕，你再多敲几下就可以了。

    一定记住，钢化玻璃的中间部分是最牢固的，四角和边缘是最薄弱的。如果没有了安全锤，女性的高跟鞋也是个很好的东西，把鞋跟抡起来使足了力气砸吧，越细的鞋跟越好！

（用钻戒也可以，一定要说服姑娘，生命比钻戒值钱。）

    据说大约有2公斤的压力就能把钢化玻璃的边角砸烂，一定要记得这句话。

    给女孩子们提个醒，如果遇到了火灾脱掉你美丽的丝袜脱也是必要的，即使是连着内裤的也要脱下来，你要想想，走光重要还是把腿上的皮肤烧光了重要，那时候没人在乎你走光不走光了，但腿上的皮肤要是坏了就再也没办法穿丝袜了。

    还有一点，逃出来以后要离车越远越好，爆炸或是高温都会让你很受伤。

    我只是个普通的职员而已，不是武警消防，也不是医护人员，对逃生的知识只是来源于消防对的哥们。平日里开着悦翔上下班，C本，没开过公交车和大型巴士，也没受过专业的培训。闲来无事上网看看，关心一下新闻和朋友，要是有说错的地方，希望大家别拍砖头。

反对"国进民退"另一理由:政府太富阻碍法治建设

2009-04-27 21:11:35　来源: 经济观察报(北京)　跟贴 274 条 手机看股票

在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一些国家的政府又在将企业国有化，强化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在这种时候，我们尤其有必要重新认识民主与法治的财产和金融基础。

陈志武(博客)/文

两年半前，我在《治国的金融之道》一文中谈到这样一个事实：

“如果把公元1600年时的国家分成两组，一组是国库深藏万宝的国家，像明朝中国藏银1250万两、印度国库藏金6200万块、土耳其帝国藏金1600万块、日本朝廷存金1030万块，另一组负债累累，如当时的西班牙、英国、法国、荷兰、意大利城邦，那么，从四百年前到十九、二十世纪，哪组国家发展得更好呢？当年国库藏金万贯的，除日本于十九世纪后期通过 ‘明治维新’改变其命运外，到今天还都是发展中国家，而当时负债累累的国家，今天基本是既民主法治，又经济发达。”

在当前金融危机之下，重新回味那篇文章以及其中的故事和逻辑，意义具体又特殊。为什么当年负债累累的国家后来得到了良性发展，并根植出民主、法治与繁荣，而那些政府富有的国家后来却停滞不前，甚至走向衰败？为什么不管是过去还是今天，一国的民主法治似乎与其政府负债水平高度相关——借钱花的国家反而比最大化存钱的国家，更能催生出某种制度？

人间之事，有时就是这么不可思议，表面看，国家借钱花好像不好，但是从更深层思考，或许不需要借钱花的政府反倒容易腐败专制，毫无顾忌地侵犯民间权利，抑制个人创造力，就像富家子弟更容易横行霸道、不思奋发一样。只有当独裁王权或者极权政府的开支总是不够或者勉强够，以至于需要经常借债、与民间讨价还价征税的时候，权力才愿意接受约束，权力制衡制度才有机会成为现实，民间的创造空间才能被解放。

民间富有是自由、民主、法治的基础。相反，政府太富有，则会挑战民间的空间，挑战民主与法治。

我们再看美国的故事。美国不只在今天全球负债第一，在其立国之初就是靠负债幸存下来。

独立战争的背景决定了美国一开始就必须靠借债

对于美国历史，我们一般只熟悉其政治史，知道北美十三个英属殖民地于1776年7月4日宣布独立、1787年的宪法大会通过了《美国宪法》等等，却未必了解美国政府历来是多么穷，未必知道金融借贷对美国历史的支柱性作用。

从1607年开始，英国人陆续到北美冒险，先后由独立的股份公司建立了十三个殖民地，包括今天的弗吉尼亚、宾夕法尼亚、马萨诸塞等州。直到十八世纪中期以前，英国对这些殖民地除了花钱提供安全保障外，基本上是放任不管，也不怎么征税。比如，从1754年至1760年间，英国皇家军队同法国频繁作战，以保护这些北美殖民地，直到1763年，法国在北美、欧洲大陆两个战场上向英国认输，同意把加拿大割让给英国。

乔治三世于1760年登基英国国王，当时他二十二岁。由于同法国连续作战达九年之久，到1763年战争结束时，英国政府面对着严重的财政危机。这时，年轻的国王想，北美十三个殖民地享受英国保护达一个半世纪，却没有给后者任何财务上的回报，该是它们报效英国的时候了，至少应该缴纳一定的税收以供养常年驻扎在北美的军队。于是，在乔治三世的授意下，英国议会于1764年通过《食糖法》和《货币法》，前者要求十三个殖民地向英国缴纳各类消费品进口关税（包括食糖、纺织品、咖啡和酒），后者则禁止殖民地发行纸币，而只能使用英国货币；1765年通过《印花税(印花税吧)法》，甚至要求北美殖民地为书刊等各类出版物向英国缴税；1767年，英国议会又通过《汤森法案》，向殖民地的纸张、玻璃、茶等日用品课税。

乔治三世的一系列立法和试图收紧控制北美的政策，遇到了殖民地的反抗，殖民地人在英国议会没有代表权、投票权，却要向后者缴税？一些革命团体和组织开始抵制英货、挑战英国军队。1770年3月5日，一群人在波士顿围住一队英国士兵起哄，局势失控并发生冲突，英国士兵开枪打死五个当地人。这就是著名的 “波士顿屠杀案”（BostonMassacre）。屠杀激起了殖民地人的愤怒，压力之下，英国议会废除了《汤森法案》，但保留了对茶叶征税。

1773年，英国议会把在北美殖民地的茶叶贸易垄断权授予了东印度公司。当年12月，一群革命人士假装成印第安人，登上三艘停留在波士顿港口的东印度公司茶叶运输船，炸开货箱，将大量茶叶扔到海里。这就是著名的“波士顿倾茶事件”（BostonTeaPar－ty）。这个标志性事件使北美殖民地同英国的矛盾大大升级，迫使英国政府下决心进行整治。

接下来，英国议会在1774年通过四项新法，统称 “不可容忍法案”，命令皇家海军封锁波士顿海港，要求波士顿政府全额赔偿所倾茶叶，禁止马萨诸塞各地的群体集会，宣布英军可以随意住进殖民地老百姓家里，等等。这些法案当然是火上加油，愈加激怒了殖民地一方。随即，第一届大陆会议（ContinentalCongress，独立运动、独立战争期间的决策机构）成立，呼吁殖民地百姓武装起来，共同与英国作战。

为整治叛乱，英军到处查探民兵练习地和武器库。由于听说波士顿远郊的列克星敦镇是革命者基地并藏有大量武器，1775年4月19日，英军派出千余士兵赶往列克星敦镇，结果与殖民地民兵组织发生冲突，打响了美国独立战争的第一枪。随后，其他殖民地的自发武装团体闻讯赶来支援。双方增兵两个月后，于6月19日展开一场大战，在战争中，英方伤亡一千多士兵，殖民地一方死亡五百余人。

独立战争就这样开始了。1775年6月，第二届大陆会议选举华盛顿任大陆军总司令，行使对所有武装力量的指挥权。为了避免战争对波士顿伤害太大，1776年3月17日，华盛顿迫使英军将战场往南转移到今天的纽约市周围。大陆军汇集在纽约曼哈顿南端，这支一万人的军队几乎没有受过正规训练，也没有任何战船，而英国皇家海军调集了一百多艘战船、三万多正规军。1776年7月4日，华盛顿的军队收到第二届大陆会议宣布美国独立的消息，受到一定鼓舞，但由于实力相差实在悬殊，还是未能扭转战局。8月27日，皇家海军夺取曼哈顿边上的长岛，大陆军惨败。之后，华盛顿采取边退边打的游击战办法，同英军开始了长达四年、辗转南北的拖延战术。

实际上，刚刚宣布独立的美国，最大的挑战并不在同英军作战的战场上，而在战争经费的来源上。起初，第一届大陆会议考虑过在各州征税，但是，这场战争以及美国要求独立的起因就是因为英国对殖民地的征税失控，这一背景决定了独立战争以及之后政府的开支不可能靠大规模加税来弥补，试想：如果新成立的政府也要大量征税，那为什么还要独立？

当时，十三个州的政府本身就很小，没有税收，没有军队，更没有州政府财产或者“国有企业”。中央政府又不存在，是真正的白手起家。所以，各届大陆会议只能靠印纸币或借债来解决资金来源。也就是说，美国从立国之初，就是依靠金融和债务市场。然而，当时的美国不仅没有联邦政府，更没有收税机构和中央银行，“大陆币”、战争债难以有市场。从1776年至1788年间，大陆会议不断出现经费困难，独立运动也几次濒于破产。

具体来说，独立战争开支主要依靠以下来源：第一，由大陆会议批准发行 “大陆币”（一种可兑换西班牙银元的纸币），从1775年到1780年，共印了37次“大陆币”；第二，由大陆会议发行债券，尽管谁都不知道那些债务将来靠什么偿还；第三，十三州的“份子”贡献，由各州各自发行战争债来提供；第四，从法国借款；再就是给士兵、供货商打欠条。

1775年6月3日，大陆会议授权发行首批公债，融资600万英镑，用于购买军火。但是，独立运动中的激进派主张以发行“大陆币”为主要的战争融资手段，如果纸币太多导致通货膨胀，大陆会议可以强行禁止民间涨价——这种偏好很好理解，如果开动印钞机就能有钱花，谁还去发债券融资？只是，这种一边印纸币、一边禁止涨价的做法，短期效果还可以，长期则难以持续。

另一方面，由于当时的军火是从欧洲购买，所以，仅发行“大陆币”还不够，独立运动必须有国际认可的通货才能买到军火。为此，他们必须发行债券融资。一般的做法是，债券发行时以黄金、白银、英镑等国际通货认购，而后政府用“大陆币”或“大陆币”票据偿还本金并支付利息。

1776年10月3日，大陆会议发行第二批债券，年息4%，面值共500万“大陆币”。为了发行这笔债券，他们在各州设立了 “大陆借款办公室”（ContinentalLoanOffice），专门负责政府债的销售和之后的利息支付工作。这实际上是美国最早遍及全国的投资银行销售与服务网，是现代证券市场的雏形。他们采用各种手段推销债券，比如，1776年11月，十三州的“大陆借款办公室”出售了大量彩票，中奖者得到的不是现金，而是一些年息为4%、期限为三年以上的公债。这种通过彩票销售为独立战争借债融资的方式，在头几年很成功。

只是到1780年下半年，政府债已经没人买了；各州也已弹尽粮绝，不愿再发债以支持联邦了；大多数士兵的服役期到年底也将结束，不愿继续接收欠条作为军饷。而在战场上，华盛顿的军队当时还几乎看不到胜利的希望。眼看着大陆军要失败，几乎没人再愿意接受“大陆币”，多印钞票也不再是出路。

独立运动眼看就要失败，华盛顿派助理前往法国，成功说服了法国国王再借250万法国金币给美国。这些金币还没到美国，后来成为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Hamilton)已先将其做抵押，通过国内贷款获得了紧急救命钱，得以让大陆军坚持到1781年的9月份。最终，在法国海军的支持下，大陆军在南方港口城市约克镇打赢了关键一战，迫使英军投降，一举扭转了整个战争的局面。1783年9月3日，英国签署《巴黎条约》，承认美国独立。

一个年轻的国家就这样靠举债存活下来。

由于美国独立运动的特殊背景，整个战争不能靠征税支持，各州政府又很穷，所以只能靠借债。在连大陆会议、十三州政府自己都不知道未来靠什么收入来还债的情况下，独立运动居然能够在1775年至1780年的六年时间里连续发债成功，简直是个奇迹。如果没有美国本土私人投资者、法国与西班牙国王以及荷兰投资者的债务支持，我们熟悉的今日之美国可能根本就不会存在。

大量债务逼着美国发展资本市场

独立战争结束了，但是，建国的挑战却刚刚开始。中国历史上，政权更替之时，新政权总能从原来的统治者手中缴获大量的金银财宝、地产，掠夺巨额的私人财产，或者以国有的方式没收地主、资本家的财产，等等。可是，美国成立之初，英国人没有留下任何财宝，新政府捉襟见肘。就在《美国宪法》签署的1788年，也就是在清朝国库存银6000多万两的时候，美国政府的外债和内债是如此之多，不管从哪种意义讲，都已是一个破产的国家。当时政府税收极少，解决债务的唯一办法就是以新借条还老借条。

如果说今天的全球金融危机是因美国联邦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和家庭写“借条”太多、债务泛滥而导致的，那么，1788年时，美国货币、贷款、债券种类并不比今天少多少。仅各类战争债、州政府债、社区债所用到的支付货币就五花八门：有以 “老大陆币”、“新大陆(行情论坛)币”、墨西哥银元、西班牙银元、英镑为支付货币的，有的债券干脆就没有注明以什么货币支付。整个金融市场一片混乱，许多债券的价格不到其面值的10%，基本无人问津，商品市场也难有秩序。这种乱局严重影响了人们对美国前景的信心，挑战着新合众国的命运。

怎么处理这些公债，让新合众国摆脱束缚、真正站起来呢？早在1781年，独立运动的第一位行政长官——财务总长罗伯特·莫里斯（RobertMorris）就做过努力，特别是在大陆军打赢约克镇一战、迫使英军投降之后，他知道，如果大陆会议不把这些战争债处理好，新生美国必然夭折。莫里斯研究过英格兰银行的兴起对英国崛起的贡献，很清楚债务可以变成通货、变成社会财富载体的道理。

关于如何处理战争债问题，当时的大陆会议代表中有两派意见。一派以保守的农场主为主，他们认为，应该把这些战争债通过多印纸币一次性还清，也就是用通货膨胀的办法推掉战争时期欠下的公债，变相地让老百姓、外国投资者一次分摊掉这些债务负担。当然，这样做的风险是，老百姓和债券持有者可能因不满而暴动，甚至导致独立运动的成果毁于一旦。

但是，莫里斯代表的一派不想这样。他认为，这么多的债不可能也不应该一次偿完，而是应该通过政府持续征税、按季度付利息，将这些债券和票据长期延续下去。这样做的效果是，让这些债权变成获取未来定期固定收入流的权利，让它们成为金融投资资产，成为流动起来的资本。在莫里斯看来，第一，为了每季度付利息，联邦政府必须在各州征税，没有任何东西能比经常性的税赋更能将各州凝聚在一起，筑起一个团结一心的新合众国；第二，税赋能提醒每位公民，要关心国家公共事务，关心政治，因为这涉及他们自己的切身利益；第三，债务一方面是负面的负担，但另一面代表的却是“信用”，代表着流动的价值（未来收入流的价值），所以，如果不付完这些公债，社会中的流动性不是更多、更有利于经济增长吗？因此，保留这些公债反而更有益。

莫里斯估算了一下，如果不一次性地还清战争债，每年大约需要付利息200万美元，按当时的国民收入计算，这是一笔巨款。1782年7月29日，他向大陆会议提交了一份议案，建议为支付这200万美元的年息，在各州推出四种税：进口税、土地税、人头税、饮酒税，每项各贡献50万美元。可是，由于农场主派的反对，加上独立战争结束后政府再发债的必要性暂时消失，以及对多加税的恐惧，莫里斯的议案在大陆会议中拖了一年多也没通过。1784年11月，莫里斯辞职从商。

莫里斯的议案未能通过，债务问题也一直困扰着美国。1788年各州签署《美国宪法》，正式成立美利坚合众国，国会选举华盛顿为第一任总统。随即，华盛顿任命汉密尔顿为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他的首要任务就是对付这些巨额公债。这种“穷政府”或者说“已破产政府”局面，使得华盛顿和汉密尔顿不可能固执“权力傲慢”，而是必须讨好老百姓、尊重民众权利、赢得金融市场的信任。

1790年1月，三十三岁的汉密尔顿向国会递交了一份债务重组计划，要求按面值100%兑现在1788年宪法通过之前发行的所有公债，包括联邦与地方政府发行的各种战争债、独立战争军队签署的各类借条，所有债务由联邦政府全额承担。为了兑现承诺，联邦政府发行了三只新债券，其中两只年息为6%（一只于1791年1月开始付息，另一只到1801年才付息），第三只债券年息仅为3%。换言之，由这三只可以自由交易的债券取代原来五花八门的战争债，大大简化了新国家的债务局面。

今天来看，汉密尔顿的债务重组举措，似乎只是一种简单的债务证券化运作，但是，他的天才创新在于，这三只债券埋下了生发出纽约证券交易所、也就是“华尔街”的种子，因为这些债券在1790年10月上市交易之后，加上次年由汉密尔顿推出的 “美国银行”股票，立即将市场的关注聚焦在这四只证券上，强化了价格发现机制，提升了流动性，集中展现了市场活力。原来的成百上千种债券、借条即使能够换手交易，由于种类太多、条款各异，无法形成证券市场气候，市场活力做不起来，证券价格自然不会高，流动性也就差。但是，把市场注意力集中到四只证券上后，情况就大为不同。比如，这样集中之后，更方便了外国投资者认购。到1804年时，53%的美国政府公债是由欧洲投资者所持有（所以，不只是今天的美国公债主要由中国、日本等外国投资者持有），美国银行股份也主要（62%）在外国投资者手中。

被称为“美国金融之父”的汉密尔顿继承了莫里斯的金融思路，他的创举的意义还在于，这三只债券成为了反映美国未来前景的晴雨表，债券价格就是市场对美国未来的定价。汉密尔顿承认所有战争债的承诺，振奋了市场对美国未来的信心，这些债券价格随即猛涨，到1791年底，这些债券的市价甚至超过了面值。从此，美国资本市场一发不可收拾，投资与投机交易都很活跃。1803年，美国政府通过向国内外投资者发公债，融资买下路易斯安娜，使美国领土面积翻了一倍。证券市场就是这样为美国的成长服务，也为之后的工业革命、科技创新融资效劳。

政府穷民间富催化民主与法治

美国的起点是政府穷、民间富，逼着政府求助于金融债券，求助于民间税赋。西欧国家的兴起也大致如此。除了法国等少数国家外，欧洲城邦历来没有强势、富有的政府。像荷兰、意大利等城邦国家，在经历中世纪后期连续不断的战争之后，城邦政府基本都是负债累累，是典型的 “政府穷民间富”社会。那时期，政府的战争融资需要也是推动债券市场最先在意大利和荷兰发展的主因。

英国的经历同法国形成极有意义的反差。虽然英国王室在17世纪英国革命前就逐渐出售皇家土地，但是，即使到内战开始的1642年，皇家家产收入以及一直以来的税收还是不少。然而，内战严重消耗了皇家资源，到1649年查理一世国王被送上断头台、共和国成立后，皇家土地才被没收并低价出售。等到查理二世国王于1660年回到英国重新登基时，皇家土地已所剩无几，他本人的收入已无法支持皇家日常开支，更无法供养军队，皇室很“穷”了。在这种情况下，英国议会通过法案，规定每年由议会从政府税收中拨款120万英镑，供皇家自用，但是有几个条件：第一，政府征税权必须由议会控制，国王无权决定；第二，议会有权每年审查皇家的开支情况，包括战争开支以及其他日常开支；第三，皇家新增开支项目，必须经过议会的程序。这样，在皇家所代表的“国家”与议会之间，有了相互制约的权力架构。

有意思的是，尽管皇家的经费在1660年后受到议会的监督，但通过节约开支、改善收税机制，皇家金库照样能累积增长。1685年查理二世去世，由其兄弟詹姆士二世继位。皇室变得财大气粗之后，王权又开始不断膨胀，詹姆士二世随即解散议会，将权力集中于自己手中。这就为1688年的“光荣革命”制造了前提，英国人求助于荷兰王子威廉三世与妻子玛丽 （詹姆士二世的女儿），迫使詹姆士二世逃亡法国，威廉三世与玛丽此后登基为英国的国王和王后。作为让威廉三世继承王位的条件，英国议会要求其签署《人权法案》(BillofRights)和其他法律，保证国王不会侵犯公民权利、王室不会废除议会通过的法律、征税权继续由议会掌握、皇家召集军队必须先经过议会、公民有权拥有枪支武器、公民有言论自由等等，这些法律构成了现代英国民主制度的框架。

当然，皇家的开支还是继续由议会支配。“光荣革命”之后，英国政府的开支增加，而老百姓的税负已经很高。在皇家财产不多、税收增长又有限的情况下（“穷政府”），国债成为英国发展的必需。1693年，英格兰银行成立，其核心任务是帮助政府发行国债，但国债的决定权由下议院掌握，而不是由国王控制。英国的民主与法治，就这样跟“穷政府”加国债金融市场相伴为孪生兄弟，同步发展。

法国的早期经历跟英国恰好相反。在“光荣革命”之前的一个多世纪，英国皇室不断出售土地，使其自身越来越“穷”，随后被迫受制于议会的财务控制。法国的传统则不同，国王登基时，必须宣誓无论如何不会出售皇家土地，于是，土地财产收入和税收加在一起，使法国王室从14世纪到17世纪一直是欧洲最富有的王室。也正因为王朝太富，不需要通过议会这样的民意机构为其征税创收，跟同期其他西欧国家比，法国的议会制度在14世纪到16世纪发展甚为缓慢，以至于到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前，其王权专制程度尤胜西欧其他国家。直到今天，法国文化对政府集权的认同、向往程度仍然高于英国、荷兰甚至德国。

财富在政府与民间的配置结构，决定了是民主法治还是专制集权

从美国、西欧与其他政府富有的国家的不同经历中可以看到，民主与法治跟财富在国家与民间的配置结构有着很微妙的相互关系。民主与法治对金融市场有明显的依赖。

第一，国库钱越多、王室银库越满，国王、皇帝肯定能专制，而且也会更专制，因为他们不需要靠老百姓的钱养活，不需要向金融市场借钱；相反，越是王室或政府负债累累的国家，其国王、政府就必然越要依赖老百姓缴税，有求于百姓，财务约束最终才能制约王权、促进民主与规则的发展。所以，政府不能有太多经营性的企业，而要靠每年的税收才能有钱花。那么，是不是征税越多越好呢？当然不是，税要少到刚好能支持国家的经常性开支，包括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社会的基本安全、保护私人财产、维护契约权益、维持市场秩序的开支。那么，如果出现天灾人祸、战争、经济危机等，政府面临非经常性的巨额公共项目开支怎么办？这就需要金融市场的支持。政府通过发行国债、特别公债，把这些非经常性开支平摊到未来许多年，由未来每年的税收来补充。

也就是说，国富民穷必然迫使老百姓为了生存而求着政府，当饭碗都控制在政府手里，民权与法治只好让位给权力。在这样的国度里，政府不需要发国债，金融市场当然也没必要发展。相反的，如果是国穷民富，政府有求于民间，政府权力只好让位于民间权利。在这样的国度里政府不富有，所以，税收不够用时，就必然要求助于金融借贷市场，包括债券市场。也正因如此，金融债券市场成为民主法治的孪生兄弟，同在近代兴起，彼此相依。

第二，就如当年美国三只国债所表现的，国债的存在与交易给市场提供了评估政府政策与制度优劣的具体工具，通过国债价格的涨跌，立即反映出市场对国家未来的定价、对具体政策与制度的评估。只要国家的负债足够高、只要继续发债的需要还在，国债价格的下跌必然逼着政府对其政策或法律制度做出修正。公民投票是民主制度的重要形式，但投票无法天天进行，而证券市场对国家的监督、评估、定价却是每时每刻的。所以，公债市场对政府权力的制衡既连续又具体。美国和英国的兴起过程如此，其他西欧国家的经历要么也如此，要么就被金融市场所教训。

关于民主与法治的财产和金融基础，是“五四”以来的中文文献中所缺少的。从人文社会、政治理念的角度谈自由、民主与法治当然重要，是基本启蒙，是社会觉醒的必要。但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一些国家的政府又在将企业国有化，强化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在这种时候，我们尤其有必要重新认识民主与法治的财产和金融基础。

民富是民主与法治的基本条件。有利于催生民主法治发展的格局包括许多方面，一是“政府穷民间富”，另一个是国债金融市场。负债累累的政府是一个权力难以扩张的政府。负债、债券市场、征税、纳税人，这些都是民主法治的砖瓦。

（作者系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主标题为本报所加，并删去作者原注释若干） (本文来源：经济观察报 )

http://news.QQ.com　 2009年04月10日08:34 　 南方网

对比深圳其它名牌标签（譬如21世纪以来深圳最响亮的标签“华为”），民间的创造力以更鲜活、迅速又贴近社会的面貌成为深圳的新标签。我们把这种能量归结为“深圳破坏力”：它来自江湖、草根，建功立业，但又惠及越来越多的大众。于是——

这里能提供丰田级享受、但价格低了三分之一的汽车。

这里能让更多人以低价获得过去名牌们以高价垄断的手机音乐功能。

这里有不需要经过老师提携就能获得包装的艺术青年的升值路径。

这里有敢让一般人打高尔夫球的青山绿水之地。

……

这一切，都是对“天经定义”从怀疑到颠覆的结果。

内文导读——深圳破坏力

走自己的路，让丰田去说吧   革命者被革命

让摩托车开进高尔夫球场      把艺术家送上流水线

破坏的使命就是创新

南都周刊记者·炫风等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的深圳街头。邓小平同志南巡，再次为深圳发展提速。那些带着梦想来到深圳的年轻人，很多都已闯出了名堂。摄影·肖全 OCAT

不破不立，拆了很多车的比亚迪靠工人组装出了更多性价比高的汽车。

“山寨机之父”联发科捆绑式的解决方案，踢开了手机生产原有的高门槛，为山寨机的诞生和壮大打开了方便之门。摄影·霍健斌

深圳的公众高尔夫球场，在这里打一场18洞的球赛，一般只需要五六百元，许多白领都喜欢到这些平民球场过把“贵族”瘾。

每一个时代的拐点，每一段成长的尽头，我们都在寻找转变——在权威之前亦步亦趋，还是打破笼罩心智的定式，去寻找另一片光明的天空？这些问题，对于个人如此，对于商业机构如此，对于一个城市也是如此，只不过人们常以改变、创新或者改革等话语体系来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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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想到了深圳，改革时代的一面旗帜，至今仍在奋力求变的大都市，一个民间创造力勃发的社会。深圳一股股源自民间和市场的力量，破坏了俗规，颠覆了思维，创造了“深圳速度”，深圳人所做的，给意欲打破困境的人们以察觉不到的逻辑与思维。我们从经济（比亚迪和山寨机）、文化（大芬村）、生活（平民高尔夫）三大领域考察，审视这股破坏的力量，它带来的不是答案，更应该是思考的空间。

2002年，一篇《深圳，你被谁抛弃》的网文在因特网上震动海内外，也把深圳人的失落、竞争意识和危机感发挥得淋漓尽致。

翻开中国近30年的历史，对深圳最常用到的描述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这是一个去旧创新的符号。深圳在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曾有很多项全国第一：第一个引进外资、第一张向社会公开发行的股票、第一个竞标土地使用的拍卖会、第一个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试验田”的身份曾让深圳获得了各种先发优势。然而，当国家资源的倾斜与改革试点的优势，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逐渐流失，随着上海和广州等城市的崛起，深圳的焦虑感也与日俱增。

为了寻找新方向，深圳近几年来在官方层面做出过不同方向的推动。它曾经提出过“建设中国的硅谷”；它曾意图建立金融中心；它曾想打造中国的设计之都；它曾推出综合配套改革的一揽子方案……为了在国家战略的层面去获得新角色的空间、灵感与支援，深圳可谓不遗余力。

但是，成功的经验可能是失败的教科书。当深圳盼望国家层面的导航和扶持时，深圳一股股源自民间和市场的力量，却在另一个层面成为新的“深圳制造”：它们无视既定的大环境或者“气场”，不被约定俗成的规则和思维模式所禁锢，打破被视为“天经地义”的外来成见，化繁为简，打拼出一条条既继承“深圳速度”，又擅长破解困境的颠覆之路。

对比深圳其它名牌标签（譬如21世纪以来深圳最响亮的标签“华为”），民间的创造力以更鲜活、迅速又贴近社会的面貌成为深圳的新标签。我们把这种能量归结为“深圳破坏力”：它来自江湖、草根，建功立业，但又惠及越来越多的大众。于是——

这里能提供丰田级享受、但价格低了三分之一的汽车。

这里能让更多人以低价获得过去名牌们以高价垄断的手机音乐功能。

这里有不需要经过老师提携就能获得包装的艺术青年的升值路径。

这里有敢让一般人打高尔夫球的青山绿水之地。

……

这一切，都是对“天经定义”从怀疑到颠覆的结果。

在深圳，没有“惟一”，没有“标杆”，没有“模式”（哪怕所谓的“创新模式”），工薪族可以骑着摩托车进高尔夫球场，小企业可以用手工解决看似神秘的技术问题……只有市场是最终动力，更不惜从低端去破坏垄断者把持的游戏规则。

“山寨”可能是深圳近两年来最为国人所热议的话题，也是在破坏性上最受争议的现象，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中国人智慧和创造力的体现。山寨从研发到生产的空间上完全是深圳的缩影：大面积的专业市场，从事不同配套的野心勃勃的商人，带着挖掘消费者对电子产品需求的渴望，一旦有新的创意就立刻把它变成现实。在这里，化繁为简的哲学发挥到极致，技术的瑕疵可以忽略，次要的功能可以省略，所有想象力都取决于顾客的需要；打破的，当然还包括那些过去被大品牌在广告中定义为高消费的价格。

北京媒体评论家韩浩月认为，山寨文化来源于草根，也面向草根，它给人们带来了另一种选择和抵制主流文化价值的可能性。它对抗了商业权威制造的消费意识形态，也为更多有创造力的“蚂蚁企业兵团”提供了颠覆商业生态的空间。

山寨这一源自民间商业“叛逆者虚拟联盟”的名词，在今年两会期间被深圳的人大代表否定，但这不能掩盖山寨手机出货量已经超过了两亿，占到中国手机市场四分之一的现实，它不但成功抢占了跨国公司的地盘，还远销东南亚与非洲等地，成为新的Made in China。微妙的是，山寨产业打破了跨国公司过去建立优势的运营模式（也包括一批中国大企业对跨国公司亦步亦趋的模仿），转而成为了大佬们研究的对象，遭遇“被破坏”的困境。

“低端破坏”有时还不止于眼见有形的消费品。近几年中国耀眼的企业新星，来自深圳的比亚迪，就是用看上去毫不“洋气”的方法和工具，对锂电池和汽车那些看上去“铁饼一块”的生产线和生产模式，进行了曾被外国人乃至中国大企业们不屑一顾的破坏和再造。于是，比亚迪把日系企业从锂电池的神坛上打下座，也震撼了过去大谈500强，忙于请外国CEO，或者迷醉于高成本技术研发的商业领袖们。

事实上，那些狼吞虎咽的理论消费者，或恭敬追随权威的决策者，远不如民间的集体力量那样有创造性的爆发力。

在深圳的社会土壤里，移民众多、普通话的无缝沟通、远离行动权威，还有政府较少干预市场等因素，造就了深圳人处处标新立异的生活方式，也使深圳在商业、社会乃至行政体制等各领域都孕育着一种叛逆、但又有建设性的心智——试想，一个在大芬村画“行画”维生的人，如果他不能忍受被中国主流艺术圈鄙夷的白眼，可能就要离开这个圈子，那些阳春白雪的艺术梦想，也就永不会实现。

走自己的路，让丰田去说吧

特约记者·苏尼塔

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的目标是成为世界第一车企。

第一次见到王传福，是在4年前。他的衣服穿得很糟糕，怎么看都不像是老板，言谈中有着让人惊异的腼腆。

正是这个看似腼腆的人，从电池业“破坏”到了汽车业，打破了绝大多数企业家脑袋里的“理所当然”。这些“理所当然”包括，有些行业必然是“资本密集”的，某些流程必须要“高科技”的，有些行当必然“懂行才能进的”，甚至是很多中国明星企业家脑袋里想的“‘惟贸易’或者‘惟技术’才是出路”……

日系巨头垄断的电池行业被他彻底颠覆了——谁都说高精密制造是个资金密集的活儿，他用小米加步枪的路数，把几万个只受过中学教育的工人加上一堆自己设计的小夹具，便改造成了六个西格码级别的高等级精密生产线，然后登上了世界第一。

然后便轮到汽车了。比亚迪又破坏了汽车业的“共识”——他们说外行人不可能造车，王传福用1/3的价格把看起来差不多的产品——譬如“超A货”F3——砸到市场上，气得被“模仿”的汽车公司转过头去找自己的供应商算账：“为什么比亚迪能把成本降到比你还低？”而价格大幅下降的背后，还是比亚迪对汽车制造生态的“破坏”使然。

“人民战争”

还记得你使用上千元一块的原装手机电池的日子吗？

从比亚迪进入电池产业至今，最令竞争对手心痛的，也许是手机电池的价格从1990年代的1000多元，活活地被拉到十几元一块。

从深圳驱车出关，沿着蔚蓝的海岸线一路东行，驶过著名的旅游海滩大小梅沙，在连绵的青山中穿行近一个小时之后，才终于驶进一个小镇，葵涌。比亚迪选择这里作为总部，在一个山偏地远的地方沉默地生长。比亚迪的制造大军就在这里。除了供应商和客户，几乎没有人知道这里每天有上百万枚手机电池发往世界各地。

10年前，这里是真正寂寂无名的。两万多名制造工的前身，只有70人。现在，这个制造厂区就像一个管理精密的蜂巢，上一刻还只有运输电池原料的拖车缓缓穿行，铃声一响，忽然路上便涌出大批年轻工人，整齐地流动，再一声铃响，所有人又迅速消失。

1995年2月，年仅37岁的冶金物理化工硕士王传福辞去公职，向表哥借了250万元，决定创业。他想做什么？手机锂电池。

当时，锂电池的生产厂商几乎都在日本，生产线也只有日本企业能够制造。于是，王传福揣着200万元人民币去日本买生产设备，结果日方开口就是500万美元，并不屑地说：“你们中国人没办法做锂电池。”

当时比亚迪注册锂电池公司资金是200万，要负担70个人的工资几乎都不够。即使不吃不喝，都买不起一小段生产线。王传福干脆彻底断了购买设备的念头，决定用“人民战争”来搞定看起来“高不可攀”的锂电池制造。

——不就是制造吗？

是的，机器手的确很精密，但是只要把“人手”管理好，一样能达到客户需要的精密程度。比亚迪把电池生产线分解成一个个可以由人工完成的工序，设计了不同的夹具，领着20个人在深圳莲塘的一个旧车间，敲敲打打地造起了电池。“手工+夹具”的制造模式就此诞生。

因陋就简

关于中国制造因陋就简的创造力，有一个著名的笑话：一家国外的肥皂生产商始终困扰于一个小问题，就是每生产1000个产品，生产线上总存在一两个没装肥皂的空盒。生产商向它的生产线供应商提出必须解决这个问题，生产线供应商思来想去，在生产线上安装了一个新监测环节，用射灯去照每个肥皂，如果出现空的，机器手会自动将它捡走。不过这个新功能太不便宜了。另一家中国肥皂商也购买了这种生产线，自己想出了解决的办法：在生产线的出货口放了一台电扇，空盒一下子就会被吹掉！

匪夷所思的想象力的确能使“中国制造”制造出惊人的颠覆结果。比亚迪最擅长的，就是用非常简单、便宜的方法完成了日本企业用高科技完成的任务。这与很多沉迷于“XX千万的引进高科技生产线”的中国企业明星们形成了鲜明对比。

譬如，在传统的锂电池制造成本中，有一笔巨大的开支用于建造全封闭的无尘室，而且由于需要有特定的温度和湿度，工人只能在里面两三个小时，就必须出来，人力成本也非常高。比亚迪发现，这个造价昂贵的无尘室其实是“大炮打蚊子”——真正需要无尘操作的对象只是那枚小小的电池而已。于是它想到了生物实验室常见的无尘操作箱，一个透明的密封箱体，两端有两个开口，装着柔软的橡胶手套，使用者将手伸到手套里面，就可以在箱体里面操作。这样，就可以随意把箱体里面设定成特定的温度、湿度，也不必担心里面的细菌外泄，而且非常便宜。

仅仅用无尘操作箱替代无尘室一项，就大大降低了设备投入。类似的发明举不胜举。在比亚迪的电池工厂里，60%的生产设备都是自主开发的。这使锂电池的生产成本降到了原先的1/3，并且品质同样达到了诺基亚、摩托罗拉等大客户的标准。

锂电池的大幅降价不但使大多数消费者受惠，还颠覆了电池生产设备的提供商。过去，发明锂电池的索尼公司建立一条生产线一度需要一两亿美元，直到2000年，一条生产线还售价500万美元。现在，很多后来投资手机电池产业的企业都乐于复制比亚迪的设备和流程，甚至有某日本设备厂家向比亚迪内部人员购买这些设备的设计图纸。而随着比亚迪自主设计的生产设备和流程外泄到市面，如今建立一条锂电池生产线的价码已经降低到了30万-50万美元。

颠覆力变成了“比亚迪速度”。2003年，比亚迪开始涉足其他手机零部件业务。先推出的手机液晶显示屏、塑胶壳等产品当年就获得了1.6亿元的销售额；2004年，比亚迪更是把产品拓展到包括液晶显示屏模组、塑胶壳、键盘、柔性电路板、摄像头、马达、充电器等在内的手机零部件产品群，销售额猛增到近10亿元人民币。

反向研发

2004年，办公大楼前停放的一溜色彩鲜艳的福莱尔，暗示着比亚迪一贯平静无波的日子结束了。它即将面对另一种更复杂、更喧闹的生活。

在那个中国企业明星辈出，“500强”口号喊得通天响的时代，比亚迪在“闷声发大财”。然后，为了另一个工业领域：汽车，比亚迪不得不站到聚光灯之前。

2003-2004年，正是外行造车的鼎盛时期。貌似唐吉诃德的李书福们被嘲笑，曾有汽车业内人士这样评论：“有钱只是拿到了赌场的门票，没准儿还没搞清汽车的游戏规则，手中所握的巨资就已蚀掉了。”

2004年8月，已生产出“西雅途”轿车的波导宣布撤资，拉开外行大撤退的序幕，夏新、奥克斯尾随而出，在奥克斯宣称“4000万元做了一场汽车梦”之后，有记者第一时间把电话打到了比亚迪汽车品牌推广部经理王鹏的手机上，劈头就问：“比亚迪还做汽车吗？”

如果把一个产业比作一个圈子，汽车圈远比电池圈成员众多，关系复杂，傲慢排外。这里是有钱人的俱乐部，他们都在说，第一辆汽车卖出去之前，原始投入至少需要10亿人民币。

——造车难吗？

是的，造车确实需要财政上的投入。而且，看上去，每个（中国）投资者的做法都大同小异：向意大利的独立设计公司购买设计图纸、到日本的模具厂开模、问阿尔文美驰购买底盘、去主流的发动机供应商那里买发动机、向博世购买电喷和控制系统。最后的结果是，造车就像推着购物车在超市里采购，企业需要自己动手的只有三件事：依据市场判断该生产什么样的车，把零部件装在冲压好的车体里，然后销售出去。

不过王传福的意见是：“如果按照强者的地图去走，比亚迪早就死了。因为强者的地图都是要将弱者骗到窟窿里面去的。”

超级A货

王传福很喜欢说一句话：“我们不是做汽车的，而是做工厂和造设备的。”夏治冰说，比亚迪的目标是，自己的汽车上除了玻璃、轮胎和钢板不能自己制造，其他所有零部件都将是“made in BYD”。

Made in BYD。在电池的行当，比亚迪内部曾有一个玩笑：“Intel是Intel inside，我们是BYD inside。摩托罗拉、西门子、诺基亚，大家都知道，但是没人知道打开它们的手机，里面到处都是比亚迪。”

比亚迪重演了电池行业中从产品开始、一步步向上游延伸的逆向反噬的扩张过程。比亚迪将这种过程叫做“倒行逆施”。

比亚迪的得意之作是建立自己的模具厂。这下子手工劳动又出场了。在王传福看来，靠手工造电池的比亚迪，要是不能学会造模具，简直是个侮辱。

模具的昂贵源于它所耗费的人工，一个车型平均约需大中型覆盖件模具260套，平均每套模具约需2400个工时，如果这些手工劳动都交由日本、德国的工人来完成，成本之高可想而知。

比亚迪火速并购了原来北京吉普公司的模具厂。经过一番整合，模具的成本马上被降低了一半有余，譬如，F3的模具成本仅有1.5亿元，仅这一款车型节省的成本，就足以抵扣买模具厂的成本。这个模具厂还“对外营业”，开价常常只有国际同行的1/3（如此的利润就已经令比亚迪满意），日产、路虎、通用、克莱斯勒都成为了比亚迪的客户。

有了种种在后台的颠覆之举，才诞生了比亚迪目前最成功的产品之一，F3。

2007年，F3——这款被竞争对手戏称为“超A版花冠”的1.6升B级轿车，以7万多元的价格一举击破了很多消费者的心理防线，短短一个月内，F3就接到了9000辆的订单，与当时最畅销的通用凯越不相上下。13个月后，它成为中国最快突破10万辆销量的自主车型。

当一辆丰田花冠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如同一个价值不菲的LV包时，比亚迪推出的F3就如同一个超A货LV，不到一半的价格足以让荷包并不充足的消费者动心，而貌似花冠的外形，也足以把消费者从吉利等厂商的展厅拽过来。

很快，F3成功的模式被进一步拷贝到其他车型产品。于2008年上市的、面向中高端用户的比亚迪F6更是将这种“模仿”发挥到了极致。其外形设计集各名家之大成。网上的评论一针见血：它的前脸带有明显的雷克萨斯LS460的痕迹，车身侧面酷似本田雅阁的轮廓，尾部则显示出新款奔驰S500的血脉。但是，F6不是雷克萨斯不是雅阁更不是奔驰，也没有比F3卖得更好。

目前，比亚迪的车型主要集中在中低端，主打性价比。2003年底，比亚迪推出福莱尔改进车型“福星”，并将一系列以往中档以上车型才配备的功能加在了这款微车上，还有一些人性化的小电子设备也很讨巧，比如在内后视镜上能用中文显示车辆的行驶方向和车内外温度。

比亚迪的一位员工曾经很自豪地对记者说，福莱尔前窗上的温度显示和方向显示，“现在5万以下的汽车上谁能提供这些功能？其实很便宜，就是加一个指南针、一个温度计而已，液晶显示屏，在华强北几块钱一个！”

遗憾的是，比亚迪的“手工作坊”并不是劳斯莱斯那种，前者在追求性价比的同时，自然有着不可避免的粗糙。爱卡汽车网上列举了F3R让人哭笑不得的细节。有网友称，他跟一辆长安之星剐蹭，结果长安之星没什么事，而自己的车却掉了一大块漆。还有热帖讨论，某车主给F3R贴膜，玻璃竟给贴爆了??

资深汽车媒体人麦田评价说：“比亚迪模式的缺点显而易见，就是质量不稳定。传统的量产车都是流水线化，而比亚迪却走人工路线，在产量大的情况下，品质自然难以保证。”

全球第一？

有句名言说得好：不怕没实力，就怕没信心。在2007年9月，王传福宣布：“比亚迪汽车的目标是2015年做到中国第一，2025年成为全球第一的汽车生产企业”，理由是“比亚迪F6双模电动车将于2008年下半年在深圳大批量生产并推向市场销售。”王传福相信凭借双模和纯电动汽车技术，比亚迪将迎来颠覆百年汽车竞争格局的重大机遇。

“就跟手机一样，晚上睡觉之前第一件事把手机充电，第二件事把双模电动车充电，非常方便。假如电动汽车充电站也像中石油和中石化的加油站一样多，中国一定是纯电动汽车的天下。”比亚迪的有关人士这样描述双模电动车的商业前景，不过“假如”两字道出了电动车目前的尴尬处境。

“买车容易，可是你上哪儿去充电呀？”比亚迪的经销商苏平说出了消费者的苦衷。现在城市的停车场一般并没有电源插座，小区里的停车位更没有充电设施，现在厂家也做不到给4S店提供很多电池，让消费者直接到店里更换。所以，苏平认为，没有国家的有力支持，仅靠比亚迪一家来为消费者提供大量的充电站或充电设施，并不现实。

网上也存在对F3双模的铁电池组的争议，麦田的疑问是，与锂电池的轻便相比，F3双模的铁电池组重达360公斤，更换绝对是个大难题。而且，电池寿命在实际使用中存在很多变数，比亚迪宣称的充电600次只是理论情况。

虽然国内未必有足够的硬件环境，但在美国，则因为多数家庭有独立庭院，反而可以利用上F3双模的优点。如果这款车真能在北美掀起一股新的“普锐斯”潮，那王传福的“中国第一”也未必是一句空话。

很多事情，在王传福看来，其实都是一回事，“成功的本质都是相同的，就是创造一般情况下别人所无法实现的目标。”弱者的本质，就是在强者指定的地图上徒劳地兜圈子的人。比亚迪的风格，是把强者递过来的地图一把扫到地上，用自己的眼睛作出判断，即使这种判断让比亚迪获得非凡速度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简单粗暴了一把。

革命者被革命

深圳华强北商圈，是世界山寨手机的一大集散地。每天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手机批发商和朝圣者前来采购，并将山寨精神和山寨产品传播世界。

      深圳华强北，世界山寨机集散地。

任何一款手机新品上市，即便是功能再强大的智能手机，几乎不出三天，这里的山寨厂商都有能力拿出近乎一模一样的高仿机，且价格低廉到不足正品的五分之一，然后通过慕名前来朝圣和采购的手机批发商，流向世界。

在这里，山寨厂商在最短的时间以最低的成本将最新的需求变成最in产品的能力得到最直观的体现。

陷阱

近百万的货款有了着落，这让陈伟过去几个月来的疲倦和迷茫从脸上一扫而光。

几个月前，金融海啸让陈伟十分恐慌。很多山寨厂商的老板，也都暂停了新项目和采购，赶紧清理自己手里的库存回收现金，更有一部分人急于退出大量抛货。在海外市场，汇兑损失甚至超过利润率，进口商都在观望。去年11月，连一向付款很及时的非洲下家，也推迟向陈伟付款。

不过，出乎意料的是春节过后，手机市场就迅速反弹。这个非洲代理商也答应付款，陈伟终于松了一口气。

和很多山寨手机老板一样，陈伟是传统手机圈子里“勤奋却不安分守己”的边缘人物。1995年，初中毕业的陈伟在湖南老家学了一年家电维修后就来到广东闯荡，又在1998年花费了1万元参加了一个手机维修培训，随后进入了手机维修公司。

不甘心永远打工的陈伟，在2000年放弃了当时属于高级蓝领的工作，自己创业开了一个小维修公司，于是他发现了手机行业的一个“秘密”。2003年，陈伟结识了一个香港老板，此人通过灰色渠道从诺基亚英国工厂买来“报废”的手机主板，交给陈伟维修后再套上一个壳，这些“几乎不要钱”的废品就能以上千元的高价卖出。

陈伟当年维修和翻新的这种“报废机”是山寨机的前身——黑手机。那个阶段是典型的三元经济时代，外资占主导，国有手机企业靠牌照，民营企业偷偷摸摸，主要是靠违法或灰色方式赚钱。

这种灰色的出身与欧美手机在中国的统治背景相伴。传统的手机产业链，由诺基亚等欧美主流厂商定义：上游的芯片厂商只做芯片设计，手机厂商自己要做软硬件设计、产品管理、制造、销售……你要做手机吗？OK，前提是这些能力你都有。

这个门槛要求手机厂商有强大资金、研发和管理实力，以及巨大的出货量支撑。这是作为寡头垄断者的外企的优势，自然也是国内企业的劣势。不过，那些年头，人们热衷于赞美跨国大象的规模，中国老板们都在想象“做大做强”，外来者的庞大形象，成了大家孜孜不倦的共同目标。

几年后，人们发现这其实是个中国人给自己挖下的“陷阱”。从波导、夏新到TCL、联想，中国手机企业都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一家企业一旦称王后，便会迅速衰败——不是饿死，而是撑死的：当产品数量和规模迅速扩大后，研发和管理跟不上，就会造成大量产品研发、采购、库存和财务等方面的黑洞，从而迅速倒塌。

一些国产手机企业确实也风光过：通过模仿国外企业，夏新（A8）和TCL（3188）单靠一款明星机型就称霸一时，国产手机企业的利润在2003-2004年达到顶峰。但是，随着手机变成了越来越多人可以消费的必需品，“单机称王”的时光随之过去，国外厂商也趁起发动了“机海大战”，这时候国产手机便开始应付不来了。

谁来破解这个魔咒？陈伟们的”山寨机“。

从蚂蚁到大象

陈伟的经历，是一个略带戏剧性的历史回放：由一个黑手机翻新专家转变成了山寨手机老板，从偷偷摸摸到光明正大造手机，他又与很多类似经历的老板们一起，从最初势单力薄的蚂蚁工兵组团为今日令外资大牌都心惊的“虚拟大象”。

不过，从蚂蚁到大象，他们首先都要感谢“黑手机教父”——一个叫做蔡明介的台湾人，台湾联发科（MTK）的老板。

在联发科没闯进“手机江湖”之前，国内的手机业秩序井然，大家都按“江湖规矩”办事。那时进入手机行业，必须跨越两个门槛：一是两亿资金，一是较高的技术。相对而言，技术门槛远比两亿资金门槛更难跨越。但联发科研发出的“一揽子”解决方案轻松就把两个门槛一脚踢飞。

联发科让原来复杂的手机研发制造工作标准化、模块化——通过芯片、软件平台和第三方应用软件的捆绑，把手机所有流行功能，如摄像头、MP3、手机电视、触摸屏等全部集成于手机芯片之上，只要采购联发科方案，再加上一个简单的手机外壳，就可以生产多功能、外观时尚、价格低廉的手机。

联发科让手机生产制造成了所有高新技术产业中门槛最低的行业：一个手机企业，理论上只要三个人就可以运转：一人负责采购联发科方案，一人找代工厂，一人负责销售和回款。这为“山寨机”的诞生和发展壮大打开了方便之门。于是，很多中小企业甚至个人都参与进来，这些中小企业又迅速组成一头“虚拟大象”的基础。

这些中小企业就是后来的山寨手机企业，主要分布在以赛格广场、电子科技大厦和现代之窗等写字楼为代表的深圳华强北和深圳中心区附近的车公庙工业区，并零星散落在深圳科技园一带。除了少数规模较大的山寨公司有自己的组装工厂，绝大多数公司的生产都是外包。

他们汇聚成了一个以百万计的山寨手机产业链：上游是MTK，中游是上百家手机方案研发公司，下游是上千家手机集成商和贸易商，配套的上万家元器件、外观设计、模具、壳料和组装料供应商以及组装工厂和物流公司。它们聚集在深圳，形成了强大的信息交流、创新启发和产业上下游一条龙的完整生产链条。

当这头虚拟大象运作时，强大的颠覆力量立刻显现。

破坏者

“山寨机”就像手机产业链上已经发生病变的癌细胞，一经裂变，便上下通吃，强悍扩张。其中让正规品牌厂商胆战心惊的就是“山寨机”的市场反应速度和高仿真能力。现在，任何一款手机新品上市，即便是功能再强大的智能手机，不出三天，山寨厂商便有能力生产出几乎一模一样的高仿“山寨机”，且价格甚至可以低廉到不足正品的五分之一，然后通过慕名前来深圳华强北商圈的批发商，流向世界。在“山寨机”的邪恶武功套路面前，甭说实力不济的国产品牌，就连诺基亚、摩托罗拉这样的外资巨头，都要疲于奔命。

这个由众多山寨厂商组成的巨型虚拟企业有一个研发部（MTK），有上百个工程部门（手机方案公司），上千个产品项目组（山寨手机企业），每个工程部门和项目组都是独立核算且相互竞争的，下游还有遍布全世界的营销网络。这个体系的竞争力集大企业和小企业的优势于一体：由于技术和物料标准化，它们有研发、采购、生产和营销上的协同和规模效应，同时又是相互独立的小企业，非常有活力和效率，避免了大企业的官僚病。

同样，他们也愿意在任何时候停下来，倾听新资讯和新想法。每天，他们都收集手机行业的最新流行信息，在网上或网下接见从全国甚至全世界来华强北“朝圣”、采购的手机经销商，并通过与手机主板、外观设计、模具、壳料和组装料供应商以及组装工厂和物流公司的分工合作，在最短的时间以最低的成本又将这些需求变成产品。很多在大公司需要经过繁复的汇报或者论证的新产品，在这里进展异常神速。

在消费者那一端，产品变化迅速、创意层出的“山寨机”成为这头大象的“集体品牌”，他们让过去被广告定义为需要昂贵价格才能拥有的手机，彻底变为廉价的玩意。

没有人能准确统计出中国山寨机在全球的投放规模，但这个数字至少是以亿计的。自2005年开始山寨手机产业以来，深圳至今累计出货量已经有几亿只，不仅和国外品牌、国产品牌三分国内市场，更远销亚非拉。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新的产业分工模式已经被TCL、波导等传统手机厂商采用，而目前出货量最大的天宇朗通和国虹更是源于山寨体系。

有意思的是，当年很多中国大企业沉溺在与国际巨头的模仿与比较里，2004年联发科来中国大陆市场最初试图和波导、TCL这类品牌厂商合作，但却被当时这些如日中天的既得利益厂商冷待，结果成就了很多陈伟这类的边缘人物和企业。

下流化危机

不过，破坏者也面临被破坏。

相比普通手机，山寨手机最大的竞争优势是价格低、功能新奇和外观独特。但对于山寨产业内部来说，低成本和功能新奇或是来自上游芯片和主板厂商，或者来自产业集群效应，别人都可以轻易模仿。山寨手机企业打倒了别人的知识产权，也要面临自己的新奇功能和独特外观被同行轻易抄袭的尴尬。山寨手机产业在成功打破现有游戏规则的同时，并没有建立新的规则，其内生的自我毁灭机制可能最终导致“革命者被革命”的悲剧。

2008年，昂贵的三星伯爵手机面世后，高仿“山寨手机”也曾一度热卖，但由于多家厂商涌入，质量参差不齐，导致价格一落千丈，由开始的800多元的出厂价跌到后来的300多元。陈伟说，2006年他开发的一款“二哥大”手机（复古大哥大但外形较小的手机）单机利润有数百元，如今一般手机的利润只有几十元到几元，甚至一推出就亏损卖。

大多数“山寨手机”厂商在为今天的富足甚至只是温饱搏杀，几乎没有人关心也没有能力关心明天的午餐在哪里。经过了2005-2007年的高速发展后，随着大量企业涌入，2008年以后山寨产业变得惨烈，金融海啸更让这个行业雪上加霜。一位山寨手机老板曾对记者说，2006年的山寨手机厂商几乎人人赚钱，2007年赚钱的厂商比例超过1/2，2008年赚钱的手机厂商不到1/4，另外1/4是持平，还有1/2是亏损的。

这就是陈伟所说的产业“下流化”危机——在山寨手机市场，也存在“劣币驱逐良币”效应。由于山寨手机的产品创新和法则难以形成门槛，大量厂商涌入，产品同质化严重，必然导致价格大战。一方面，创新者获利的时间越来越短，谁都不愿意付出大成本做深层次的创新；另一方面，由于山寨手机的流通市场常常缺少最基本的监管，部分厂商为了降低成本不断挑战质量极限，例如山寨手机中，5-7元的电池大量使用。现在，山寨手机最终比拼的不是谁更优秀，而是谁更狠——谁更会抄袭、谁敢挑战质量极限和谁更少赚钱，最终形成恶性循环，使整个产业“下流化”。

叛逆者回归

年末岁初，到处都是对山寨机的争论。不过陈伟说他并不太关心，认为那只是媒体的炒作。

“政府很清楚山寨机实实在在地促进经济发展，他们只是希望我们不要太高调，做得不要太过份。”也正因为如此，在每次政府“打压”前，“陈伟们”总是能够通过各种途径提前获得消息而“避一避”，比如将涉嫌抄袭的产品下架，临时关闭办公室和销售点，暂停货物进出口等，只有极少数人把握不好分寸，成为“倒霉蛋”。

虽然2008年被众多媒体称为中国“山寨元年”，但曾在TCL从事研发和项目管理、现经营一家手机设计公司的张强(化名)却说，有4个年头的山寨手机2009年的关键词是“洗牌”，因为价格战即将走到尽头。

这一点，陈伟深有体会。“2008年底是有货没有人要，如今是有需求但无法供货。” 目前山寨手机的售价已经接近成本，更重要的是控制山寨手机厂商命脉的上游元器件厂商现在也不支持这样做。在过去几年中，很多日韩和台湾的元器件厂商，为了抢占欧美厂商的市场份额，低成本甚至亏损出货，这也是下游价格战的源头之一，如今幸存者已经不多，再加上金融危机，上游厂商在缩减产量的同时更强调利润。

现在的山寨手机厂商，已经有人选择退出，剩下的有些老板则转而琢磨上网本这样的新玩意。而陈伟坚持留在山寨手机圈子里。对于未来的前景，陈伟仍然谨慎乐观：“手机市场的需求一直在增长，亚非拉大量刚解决温饱问题的用户还急需‘物美价廉’和‘加量不加价’的山寨手机。”

这位自称初中毕业的山寨手机老板总是比同行看得远，2007年国内市场一片火热的时候他发展海外代理，2008年筹集海外组装厂，规避海外市场的进口关税，并打造自己的品牌——用他的话来说，通信和互联网技术让价格变得非常透明，亚非拉美的兄弟们越来越感觉“自己被诺基亚们欺骗了”，他们需要物美价廉的品牌，在这些地区建品牌比国内的成本更低，成功概率更高。

现在，越来越多有远见的山寨机老板们已经不满足于只是将产品卖到国外，他们和陈伟一样，正积极在海外建厂打品牌，希望有一天成为当地的“诺基亚”。

“很多山寨老板并不是靠投机做生意。”陈伟说道。

让摩托车开进高尔夫球场

记者·华璐 实习生·李颖娟 深圳报道 摄影·孙炯

在中国高球运动史上，深圳创造了近30项的全国（内地）之最：开展高尔夫运动最早、最快；球场密度最大、球洞数量最多、高球人口最多；举办高尔夫赛事最多、级别最高；第一个开设高球高等教育；高尔夫关联产业最密集……以1985年11月26日深圳高尔夫俱乐部成立为起点，22年来，深圳一直引领中国高尔夫的发展。

对于普通市民来说，最有意义的还是，深圳是首个开放公众高尔夫球场的城市。2002年，龙岗公众高尔夫球场开业，随后宝安光明（公众）球会和云海谷公众球会相继营业，全国仅有的三家公众球场全部落户深圳。自此，高尔夫运动在深圳开始了“向下发展”，拉下贵族身段，回归平民本色。

深圳式造球运动

“手握得太紧了，破坏了挥杆的灵活性，腰扭转的角度也很不正确。”在何海兵看来，当时那位老伯握杆的姿势是完全不对的，一看就是来尝鲜的新手。但是球杆击球发出“啪”一声的刹那，何海兵竟然有着自己一杆进洞般的兴奋。

那是龙岗公众高尔夫球场开业仪式上击出的第一球，2002年11月10日上午11点。七年之后，龙岗公众高尔夫球场总经理何海兵记忆犹如昨日。

作为主要由政府出资兴建的高尔夫球场，龙岗高球的球道与草坪养护费每人每场平均价格控制在250元以内，在这里打球，消费水平是商业性球场的20％-30％。

“当时政府提出要把高尔夫普及成一种公众运动，满足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后的运动需求。”何海兵说。有十年球龄、获过不少高尔夫奖项、有四次一杆进洞记录的何海兵被政府派至球场，离开了熟悉的公务员岗位，开始做起了全职“高尔夫人”。

“为什么叫公众球场，一是向大众开放，二是价格低，像美国加拿大，很多是社区球场。社区居民打球价格低，以外的人打球收费比较高。”云海谷公众高尔夫球场总经理陈文华说。

乘坐从美国进口的高尔夫球场电动练习车（据说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在自家牧场添置的也是这种型号），攀爬至深圳云海谷公众高尔夫球会的最高点——第六球洞，这里可以纵览南中国海和香港特别行政区部分区域，极具气势。

球会品牌主管熊茂松告诉我们，该洞素有“魔鬼洞”之称，球必须从一个山头击至150码开外的另一山头，中间隔着深邃的山沟，力道不及，或者心中胆怯，球就会消失在丛林之中。

无论在球道设计还是在经营管理上，云海谷都有突破之处。取消了会员门槛，敞开大门欢迎各路人马，深圳本地打球客的消费占50%以上。与观澜湖高尔夫球场上百万的入会费相比，每次数百元的消费更是宜人。非假日里打一场球，500元，包括球童和球车等服务，以完成一场球需4.5小时计算，每小时消费与在深圳本地租场打羽毛球差不多。

自1984年中国引入高球运动以来，国内球会大都采用“会员制”的经营模式，大体可分为半封闭球会和全封闭球会。两者的区别在于，除了会员和嘉宾之外，是否对外开放经营，接待散客。与此相对应的“非会员制”球场则不发售会员卡，只接待散客。一般只有公众球场采取“非会员制”的经营模式。在国内，目前较为普遍的是把公众球场定义为面向全社会开放的高尔夫球场，以区别于会员制球场。

“深圳的打球人口每年以30％以上的速度增长，相关产业总量惊人，只要更新观念，打破瓶颈，这个行业就会以几何速度发展。”深圳高尔夫球协会秘书长张景纯说。他口中的“瓶颈”，指的就是公众对高尔夫球“贵族化”的解读。

被误读的高尔夫

高尔夫球起源于苏格兰牧羊人的草地推球游戏，作为高尔夫历史见证和圣地的苏格兰圣安德鲁斯老球场就是一个公众球场。圣安德鲁斯整个小镇都属于高尔夫，这里的任何一个人，在完成自己的工作后，都会拿起球杆，走进球场。

国外的公众球场大多由政府规划建设，设计相对简单，没有豪华的附属设施和会所，收取的费用也相当低廉，你甚至可以看到球友自己捡球的画面，因为没有球车和球童。在美国一万多家公众球场中，打一场球所需费用一般不超过20美元。荷兰今年来甚至流行起农民高尔夫，农民利用自家牧场，组队打高球。在这样的球场里，你可能面对的障碍物便是日常牧场上的一切，包括一群奶牛和牛粪。

高尔夫到了中国，为何就摇身一变，成了奢侈的贵族运动呢？张景纯表示，追根溯源还得从20多年前说起。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大批海外商人开始在沿海开放城市聚集投资，产生了巨大的高尔夫消费需求。

1984年，李嘉诚察觉此间的商机，在广东中山建设了中国第一家高尔夫球场。先天的高端定位，注定了后天的奢侈路线。由于大部分球场都是服务于来华投资的外商，因此大都实行会员制管理方法，除高尔夫球场外，一般还附属建设大量会所建筑，提供系列休闲娱乐以及会展服务，因此收费大都不菲。

由于准入门槛较高，近年来高尔夫消费人群的增加趋势放缓，加上去年的金融海啸，外国顾客、尤其是组团而来的韩国客人大幅减少。高球业界一直在寻找突破口，公众高尔夫就是当中一条新的出路。据统计，自开业以来龙岗公众球场每年接待各类打球人数6万多人，日均160人次以上，而光明和云海谷公众球场的日均客流也在200人次以上，与国内18洞规模的球场相比较，人数可以说是最多的。

到底有多亲民？

打一场18洞赛（含球车球童费用），光明需630元，云海谷500元，龙岗460元。按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7年深圳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4870元，只要免交昂贵的入会费，普通市民每年来玩几次高尔夫，还是挺划算的。

丁酉伟，一家IT公司的经理。周五的下午，他本该坐在会议室里组织一场会议，但这次场地有所变动，改在云海谷公众高尔夫球场。“持市民打球证来打球，只要500元。虽然也不算太便宜，但是比起请客户喝酒谈生意，还是划算，而且可以呼吸新鲜空气。”每月组织客户来打球，客户的反馈是“上档次”。

球童，是球场接触客人的一线员工。光明球场的207号球童是个从湖南来的小姑娘，她说，很多白领早上6点起来开车来打球，打9洞后，洗个澡后才去上班。“他们就是冲着早场的优惠来的。”

陈伟新，深圳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高级规划师，近年来一直关注本地高尔夫运动公众化发展趋势。他说，公众高尔夫应当包括造价比较经济的正规球场、结合游憩公园的非正规球场两个档次，与原有的会员俱乐部共同构成面向不同消费群体的高、中、低三个档次。深圳近期公众高尔夫的发展重点放在中间层次。

中间阶层，是三家公众高尔夫球场的主攻消费人群。何海兵介绍，来消费的不同阶层的人士真正代表了“公众性”：大老板阶层、小老板阶层(个体和私营者)、专业爱好者，同时还有相当数量的工薪阶层。“本地很多青年骑着摩托车就进了高尔夫球场，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龙岗公众高尔夫球场工会副主席高屹说。

看着来龙岗练习挥杆的大学生和更小的孩子，何海兵想，要让每个中国人都有能力打高尔夫球，是不可能，但在深圳，复归高球运动的“苏格兰牧羊人本色”，这毕竟是一个具有操作性的想法，虽然公众高尔夫还面临着一段继续“向下”的路程。

把艺术家送上流水线

记者·罗小敷 实习生·李颖娟 摄影·孙炯

大芬村代表性企业集艺源的老板吴瑞球，10多年前正是他开创了大芬村临摹制作世界名画的流水线模式。

因为停工，画工周永久好些天没有到这里来了。这是一间位于大芬村东头的生产车间，毗邻新建的大芬美术馆，是大芬村代表性企业集艺源旗下最大的车间。由于受金融海啸的影响，行画市场进入大萧条周期，这里已停工近半年。

集艺源的老板吴瑞球，在大芬村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10多年前正是他开创了大芬村临摹制作世界名画的流水线模式，现在他还兼任着大芬美术产业协会会长的职务。他的公司大楼正对着大芬村村口的牌坊，他经常在此向来访者讲述他在大芬村的创业史。但最近的话题中心已经转变为金融海啸中大芬村的命运沉浮。他和他身处的大芬村，又走到了一个寻求出路的关口。

辉煌

1989年，怀揣130元，吴瑞球与两个哥哥从家乡广东陆丰来到大芬村。吸引吴瑞球和其他画工汇集到此的原因是，香港画商黄江在大芬租用民房进行油画的收集和转销，招募学生帮助他完成与外商签订的订单，吴瑞球正是其中之一。

20年过去，吴瑞球和许多当时到来的画工都已在大芬村闯下一片天地。大芬村也由一个人均收入不到200元的小村落，逐渐成长为世界三大油画出口基地之一，2008年油画年出口总额超过5亿元，占全球油画市场近60%的份额。

20年前，“大芬油画第一人”黄江将油画这个特殊的产业带到大芬村，随着市场需求的不断扩大，黄江一方面招募画工帮助自己完成订单，另一方面着手培养有绘画基础的青年。几年后，那些为黄江画画的画工或画师们也学会了接单，并另起炉灶做起了老板。由黄江和他的学生所形成的大芬油画生产、收购和出口外销的一条龙体系，成了大芬油画村的雏形。

不断扩张的市场份额对大芬村行画的生产力提出了挑战。大芬村改变了传统油画的创作方式，将个人的创作变成了流水线式的集体生产。吴瑞球便是这一转变的初尝者。

1998年，早已独立门户的吴瑞球，接到来自美国沃尔玛的一张40万幅行画作品的大单，对方要求40天内完成。按照当时大芬村画工独立作画的生产模式，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吴瑞球做到了，灵感来自其它行业的流水线分工，比如说一台电视机的制作，在出厂之前是负责不同零部件的工人合作的结果。“电视机这样复杂的电子产品都可以做到分工合作，为什么画画就不能？”

当时跟这张大单的画工有200多个，在一个大的车间里大家各就各位，按分工各自负责画面中的某一部分临摹。40天后，吴瑞球如期发货。

用流水线的方式，成本减少了50%，速度却能快一倍。这种事半功倍的流水线操作，在当时国内是前所未有的，后来在大芬村被广泛应用。直到现在，这种模式仍然在沿用，尤其是在有大单时。

外向型是大芬村油画市场的另一特色。大芬村的大企业大都具有进出口经营权，能够自主开发产品。“大芬油画主要销往欧洲、北美、中东和非洲，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国际市场占大芬村油画销量的80%。”大芬村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范育新说。

经过20多年的发展，大芬村已经形成了相对完整的产业结构和交易市场。在0.4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汇聚了书画、工艺等经营门店及油画工作室800多家。其中包括30多家注册资金1000万元以上的以油画、画框生产为主的大公司、近700位个体经营者，有100多位原创画家在这里淘金。

大芬村创造了市场奇迹，也成就了一批原创画家。许多画家在来大芬村之前，作品的市场几乎为零，在这里却找到了买家。现年68岁的画家李济勇是目前大芬村年龄最大的油画家。9年前他从哈尔滨来到深圳，怀着“以自己的艺术养活自己”的梦想。现实却很残酷，在2003年前他只卖出了两幅画，生活极为困窘。大芬村改变了他的命运。2004年大芬村首次成为深圳文博会分会场，他的作品一下子卖出多幅，收入近十万。他用这笔钱还清了来深圳后所欠下的债。

画家史飞现在的日子过得顺风顺水。有自己的画室，有工厂，有房有车，在村中心位置还有一间小咖啡吧。这些都是在来大芬村之后才有的。在此之前，他从北方的小城市来到广州，住在破旧的出租屋里，画卖不出去，没钱养家糊口，对艺术也没抱希望。一个偶然机会，他被一个在大芬村做油画生意的老板看中，来到大芬村画行画。有空时自己也搞点创作，现在他的原创作品的价格在大芬村排名已很靠前。

瓶颈

从最初的自发性增长，到2003年政府介入并大力扶持至今，大芬油画村经历了一个发展高峰期。大芬油画村的发展模式引起高度关注，范育新说，平均每天有两拨来自国内外的接待任务，有媒体采访，有领导视察，有企业学习经验，也有团体游。各种荣誉称号纷至沓来，例如“文化产业示范基地”、“中国最佳创意产业园区”、“优秀出口文化产品和服务项目”等等。

然而，2008年以来，在全球性金融危机大背景下，昔日风光无限的大芬村正在面临着最严峻的考验，对大芬模式的反省声音也随之四起。

“我们都快要饿死了。”在集艺源的车间里，负责生产管理的吴瑞明如此感慨，与弟弟吴瑞球相比，他很少在媒体露面，面对媒体说话时也不怎么有“策略性”。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由于公司接到的订单数量急剧下降，从事生产、跟单、收发质量管理的他，一下子处于半失业状态，他的着急溢于言表。

在2008年秋交会上，包括集艺源在内的大芬村参展企业遭遇到滑铁卢。集艺源投入50万元，原本期望很高，结果却一张单也没签到。这是大芬村从未遇过的情况。以前在广交会上最好的时候能签到4000万元到5000万元的大单，少的时候也有两三千万。

相比以往的人头攒动，眼下的大芬村显得很冷清。下午时分，许多门店的店员无所事事地呆着，踢毽子，打牌或闲聊。较少看到买画者。

在一家叫“声色画廊”的店里，一位画工正忙着把刚刚临摹完成的张晓刚作品挂出来，售价900元。他说上半年是大芬村油画销售的淡季，今年尤其淡。一天也难得卖出一幅画，即使10天卖不出也不足为奇。而在以往的下半年旺季时，一天卖出三五幅也不是难事，但是去年已经差很多，村里有几家画廊因为熬不下去已经倒闭。

速邦物流公司负责人胡文正在大芬村做物流已有八年时间，他的店铺距离村口不远，10来平方米，月租金将近3000元。今年之前，大芬村经营相对稳定的物流公司有八家，由于业务量下滑，已有两家搬走。2004年至2007年是胡文正的公司最好过的日子，每年能保证有50条货柜从他手上发往国外，但2008年一下子缩水到10至20条货柜。

在努力挣扎的还有大芬村唯一的拍卖公司艺海拍卖。艺海2006年在大芬村办第一场拍卖会，成交量超过250幅，成交额上百万。随后，艺海共举办过十几场拍卖会，最初几场几乎每场都有超过百万元的成交额，但2008年形势变了，只能维持公司的基本生存。

卖不起价钱是艺海拍卖会面临的尴尬问题。“外界对于大芬村的认识还是停留在行画层面上，他们对于花高价钱在大芬村买张原创油画很犹豫。”艺海拍卖负责人贺克说。眼下他正忙于筹备2009大芬艺海原创油画无底价拍卖广州专场，作品征集工作还在紧张进行，贺克希望能说服大芬村一些有名气的原创油画家拿出作品来参展。

李济勇今年没有作品参拍。“拍卖公司搞这种无底价拍卖，对我们原创画家非常不尊重。”他说，拍卖会成了捡便宜的地方，原创画家辛辛苦苦创作的画200块钱就被拍走了，这个价钱可能就够材料费。

很多像李济勇这样的原创画家，背靠大芬村，作品市场从无到有。即便如此，李济勇依然叹息，在大芬村没有原创画家的位置。在业内，如果谁说自己是在大芬村画画，即使是搞原创的，也会遭人侧目议论。大芬村对于这群原创画家来说，不是一个荣耀的标识，而是尴尬之事，一些原创画家即使生活难以维持，也不愿意画一张行画来赚钱，怕画浊了笔，掉身价。

但是贺克不这么认为。他说，画家的作品卖什么价钱，都是由市场决定的，无底价拍卖的模式完全符合市场公平买卖的规律。而且，300到400块一张画，其实能养活一批大芬村的原创画家。

出路

“从1989年大芬油画村成立以来，今年是最最困难的一年。”吴瑞球说。大芬村如何熬过这个“严冬”，这是摆在吴瑞球及所有大芬人面前一个紧迫的问题。

业内在反思，形成大芬村今日困局的原因，除了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大环境，其模式本身是否也有需要反省之处？

十几年来，外界对大芬村的印象是，一个靠卖廉价行画而发达的村子。“行画”的意思是已经有了市场行情的商品画，以临摹世界名画为主，是欧美文化消费品之一。在制作上，行画是一种具有行业加工、流水作业性质的产品，中国大陆的行画生产基地主要以广东、福建为主。

三年前，吴瑞球开始着手集艺源的转型。与许多早期创立的公司一样，集艺源曾经将业务重心完全放在行画的经营上。越来越多竞争者的入市，在小小的大芬村拉开了一场价格战。以前卖20元的行画作品，后来可能不到10元就可随便买到。

集艺源逐渐减少简单临摹的行画业务，世界名画的复制也有意识在控制，现在几乎不做。目前公司油画这块的业务已经基本定型为两大类。一是装饰画，这是一种经过改进的行画，但跟以前的简单复制有区别，主要以公司自己设计、创作的作品为主，部分是在行画基础上加入新的元素。另一块是原创画家作品的买卖和收藏。原创市场每年给集艺源带来50%的利润，而临摹这块只占30%。

版权侵犯问题在大芬村也是绕不过去的坎。近年来大芬油画村个别画家的原创作品遭别人侵权，而一些画工在临摹油画的过程中，也会侵犯画家甚至世界名画的知识产权。

这也是吴瑞球寻求公司转型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于版权纠纷，侥幸逃过只是一时之计。而对于一个公司来说，侵权问题绝不只是增加道德成本，而是关乎公司生死存亡。上百万的赔偿费可能导致一家辛苦经营多年的画廊顷刻倒闭。

大芬村需要原创，无论是政府，还是画廊和拍卖公司，现在都在强调这一点。为了扶持原创，政府在大芬村盖起了画家村，以低廉价格租给前来驻扎的原创画家们。每年还会组织原创画家集体出行采风，并在国内举办巡回展览，经费由政府提供。

全球性金融危机给了大芬村狠狠一拳，这也是大芬村过于依赖国际市场形成的短板。政府希望能在“危”中寻“机”，制定了一系列的新方针政策，包括从以出口为主转变为外销和内销相结合、以临摹为主转为临摹与原创相结合、由个体小作坊为主转变为个体画商和现代企业相结合等。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深圳政府官员认为，大芬村油画市场真正的症结在于整体利润较低，在大芬村售价10元人民币的油画，在国际市场上可能卖到10美元，而中间这部分差价正是被国际油画采购商赚走了。因此，他建议政府可以趁此金融危机之际，积极出击，甩掉国际画商，直接将画卖到国外消费者手里，这可能是大芬村活过来的捷径。

显然，大芬油画要更“好看”，还需要投入更多“颜色”。

破坏的使命就是创新

记者· 炫风 实习生·李颖娟

中国内地，可能只有深圳才有如此活跃的民间智库群，其中最为大众所知的是当年以《深圳，你被谁抛弃》而被市长点名接见的呙中校。深圳也有许多对地方治理积极建言的专家学者，如今年深圳市“两会”上，支持将“山寨”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深圳社会科学院院长乐正，还有积极支持深圳政府推行“大部制”的深圳大学教授马敬仁。关于山寨现象引发出来的深圳民间创造力的话题，《南都周刊》记者与他们进行了一次讨论。

“逼上梁山”做山寨

《南都周刊》（以下简称《南》）：山寨这个词现在可以说传遍全国。对深圳来说，这是个比较敏感的词，今年两会期间也引起过讨论。

知名网络人士呙中校（以下简称呙）：我用过山寨产品。老家人说这边手机便宜，让我带一两个回去。我担心没有安全保证，比如电池会不会爆炸之类的问题，但老家人说，几百块钱的东西至少可以用一两年，还什么功能都有，音乐、蓝牙、手写一应俱全。

其实，有些企业做山寨是被逼上梁山的，比如你的行业准入限制了他，他只好跑去做山寨了。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马敬仁（以下简称马）：我也用过山寨的东西。有些企业不按照规则出牌，往往以草根的力量，起到一个破坏既有市场规则的作用，如果能够运用好这股力量，它就是一个正面的力量。

深圳社会科学院院长乐正（以下简称乐）：山寨不能一味否定，否定它，就会让草根市场失去潜能和力量。就像早期拿到第一桶金的企业家，在积累时期都有一些非规则化的背景，改革开放初期，由于社会变化太迅速，很多规则和伦理道德都在变化，积极的或许是不合时宜的，但我们看到的很多问题其实都是有社会基础的，不能一概否定。

《南》：山寨现象很复杂，怎么看待它身上所谓“合理但不合法”的地方？

乐：很多山寨产品在模仿的基础上拓展了产品的功能，山寨手机的功能就比品牌机要多。山寨机对品牌机的生存造成了威胁，品牌机肯定会排斥、打压它们。

企业主挣第一桶金时，几乎都是小企业的状态。一般来说，山寨的处境都比较困难。比如融资困难，没有物业做担保，国家规定的很多准入门槛也达不到。小企业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多少带有模仿、参照的意味。所以，山寨现象在我们国家来说很普遍。深圳是个创业者众多的城市，创业热情很高，老板们迈出的第一步总有一些不规范的东西，但不能堵塞他们创业的机会。

《南》：为什么现在一说到山寨，人们都喜欢把它和深圳联系起来？

呙：说到山寨现象，值得研究的是，为什么这个词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为什么说它源自深圳？如果说山寨就是假冒伪劣，那自古就有，大江南北都有，但到了深圳，山寨就不仅仅是仿照仿制了，它是针对消费者的喜好去集成，量小价廉地运作。

马：出口导向的加工制造业在中国发展了这么久，会形成一种商业文化，一种由加工企业支撑起来的文化。在深圳，手机、电子产品，或者其它的加工产品，互相配套的功能都很强大。只要你出一个品牌，我就能给你“拼”出一个机器，只要你有一个创意，我就能把你的东西造出来。这也是制造业发达的一个表现。

乐：只要在深圳，你就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所有生产、销售需要的环节配套齐全。这是因为，首先电子信息产业是深圳的强项，高、中、低端都比较完整；另外，深圳市场条件好，凡是市场条件好的地方，中小企业都特别发达，像江浙地区的服装、纺织业也是这样。中小型企业对于市场的敏感和触觉是一流的，它知道什么地方会有市场，什么时候会有获利的可能，它们会运用独特的手段去捕捉。

让龙头企业去招安

《南》：深圳政府曾经对设计等产业颇为重视。对于近年形成的草根或者说市场自发的创造力，政府与之应该形成什么样的关系？

呙：有些工作还是要政府去做的。比如山寨产品市场，我去华强北的时候，感觉乌烟瘴气，人很多、店铺拥挤，但去年环境就改善了不少，这些整改属于市场化管理。

深圳有个经验，简单来说就是无为，政府不要对市场有太多的干预。很多东西，你想促进它，有时效果适得其反。黄金、珠宝、眼镜、家具等，深圳都是出口第一位，而当年没有想到它们能发展起来。还有大芬村，现在把它当作深圳文化产业的代表，对大芬村进行改造，要以大芬村为代表，跟北京、上海叫板，于是又是改店面又是修街道，环境漂亮了不少，但房价一涨，很多有天分的草根艺术家就要考虑挪窝了。

马：市场的力量，政府是不需要对其过多干预的。当然，政府需要规范市场。比如，既然你认为这也是创新，那就要给这种创新一个规范的市场，让大家按照规则来出牌。对于山寨，我们要打击假冒伪劣现象。重要的是，我们还要动员社会的力量，比如消费者、NGO等，来加强对企业行为的监管。

但是，现在政府已经有了过多的干预，比如政府花钱出大力打造一些品牌，让山寨机变成品牌机。既然品牌机都没有市场了，为什么还抱着必须要品牌为先的观念不放？一些山寨产品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市场能量，政府过去没有把这个能量充分利用发挥起来，说明我们在管理方式上还没有按照市场规律来做。政府过去只考虑单向的需求，扶植企业，做做维权，不能形成多赢的局面。

乐：政府要引导小企业合法经营，资助创新，给他们提供一些条件。以前我们的监管不切实际，比如我搞个手机要入网，测试需要好几个月，却没有看到，现在的电子产品不到一个月就更新换代了。这是需要改变的。

另外，让小企业完全搞研发也不太实际，全世界都没有哪个小企业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可以靠龙头企业来搞一个产业联盟，带上一批小虾小蟹，形成一条供应链，这样可以帮大企业降低成本，他们之间是可以互补的。以前说政府招安，其实政府是没有办法招安这些小企业的，应该让这些龙头企业去做。

在市场的基础上进行资源互补，建立产业联盟，政府做好一些监管和服务的任务，我觉得这是个理想的做法。

尊重草根的力量

《南》：深圳一直受香港的影响，从港商来深圳淘金到现在大家谈深港一体化，香港还是深圳的楷模吗？

乐：深圳靠近香港，香港的经济是积极不干预，治理的理念对深圳影响很大。其实不光深圳，整个珠三角和内地城市比起来，还是比较尊重市场的。能够让市场来做的事，政府就不会冲到第一线，这个理念是已经建立起来了。当然，地方政府会有另外的考虑，不会完全被市场牵着鼻子走。

马：就城市发展而言，刻意模仿是不妥当的。海外发达的城市有规范的市场，完善的法治，多元化治理的社会，这些跟我们不同。我们可以考察与我们条件相似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不是单纯盯着北京、上海、广州或者西方大城市。

《南》：作为一个有创新历史和自发动力的城市，现在的深圳，能带给中国其它城市什么样的启示？

乐：很多创新是需要中央政策支持的。改革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深圳是经济特区，城市的使命就是创新，现在它还是国家创新的试点城市。深圳政府应该把来自上层的创新要求和来自草根市场的创造力结合起来。

深圳是一个市场繁荣、产业发展条件良好、草根力量崛起的都市。社会与市场是创新的永动机。市场不断产生各种新的需求，对于管理者来说，新的需求和你原来的监管体制不一样，要求你不断地更新，要求你不断地有新的东西出来去适应。

马：政府应该对民间的新思想、新技术乃至新的创业方式，保持敏锐的反应。现在发生了金融海啸，我们下一步产业的增长点在哪里？政府更应该积极吸纳社会的力量。

从全国来比较，深圳还是比较尊重市场选择的。这跟广州、佛山、东莞等珠三角城市有一脉相承的地方。总的来说，就是尊重市场的选择，尊重草根的力量。

呙：如果要给深圳特区一个特殊的定位，一个新的方向，需要做什么？我去年参加特区工作会议时，提出的就是一个现代公民社会的目标。其实，方向这个问题已经提了很多年，比如建设科技之都、设计之都，现在较明晰的是所谓深港大都会。

目前，深圳很多方面都已经具备了基础，从经济发展来看，走常规的发展路径也没问题，但你作为一面旗帜，就要扛起中国新一轮改革的大旗，从社会管理体制、行政管理体制等方面去做。这是可以期待的。

user.qzone.qq.com/45471911如果你是一个踌躇满志的男人，在事业上却毫无建树而又收入平平，那么还是趁早离开上海吧，否则多年以后，你将一无所有，只会成了这个城市的殉葬品。这座城市在吸干`你满腔的热血之后会无情地将你唾弃，它得到的是繁华，你逝去的是青春。

如果你是风姿绰约的女人，却还没有找到自己想要的归属，还是趁早离开上海吧，陆家嘴的摩天大厦承载不了你的梦想，徐家汇的繁华市井给不了你幸福的生活。这座城市在蹂躏了你原本纯洁的肉身之后会一脚将你踢开，它得到的是快感，你破灭的是梦想。

离乡背井、妻离子散的人们啊，你们来到上海这座城市是为了赶时髦还是为了过日子？是为了创业还是为了恋爱？是为了赚大钱还是为了学文化？你们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

上海，不是一个恋爱的城市也不是一个生活的城市，是充满铜臭与肉欲的文化荒漠。这里的物质世界与精神领域到处都遵循了商品经济“等价交换” 的原则。穷小伙即便是爱上一位长相普通的女孩也需要太多的理由；所谓的一见钟情只可能发生在你潇洒打开车门的一瞬，所谓的含情脉脉可能出现在你疯狂刷卡大笔一挥之后，一切来得却又是那么地简单，那么地自然。这样的爱情即便是得到了又有几个人会真正地去珍惜。

上海是个喜爱聚会的城市，家人、朋友、同事、网友、同学之间的聚会是常有的事。在上海人看来，如果谁家春节的年夜饭不是在饭店吃的那似乎就不够时尚不够有钱不够体面，早在过年前一两个月各大饭店的年夜饭就早早被预定一空，也许这就是上海人的自尊。我想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除夕之夜一家人在一起包饺子吃团圆饭是件非常幸福的事情。憨厚质朴的优点在上海这座城市丝毫得不到体现。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的“AA制”朋友聚会就是在数年前的上海。在此之前我听说过“AA制”但从未遇到过，以前参加过几次聚会都是在一些中小城市，吃完了总有人主动买了单，很少提“AA制”。记得半年前的那次上海聚会吃的是火锅，8人吃了340元，340除以8除不尽，结果付帐的时候就有人把硬币都掏了出来，有的硬币掉在地上滚了好远，服务员似乎也习惯了这种拼拼凑凑的付款方式，竟然蹲在地上帮着寻找那个滚远了的一元硬币。后来我跟一个朋友说看到这样的场面心理很不舒服，这叫什么吊朋友啊！朋友说在上海就这样，这并不能说明什么，大家都习惯了，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后来，因为生活的寂寞我陆续又参加了两次朋友聚会，渐渐地习惯了用总额除以人数然后掏钱的习惯，后来我越来越觉得“AA制”真他吗的好，那么多人吃饭、唱歌、喝茶只花了自己很少的钱。

聚会几次之后，我才发现：聚会确实随时都有，可朋友还是一个没有。

我也曾经试着单方面掏钱请人出来陪我喝点小酒，可是男人们怀疑我要找他借钱，女人们怀疑我要跟她做爱。所以我到现在还是喜欢一个人喝酒。

我知道这些男人和女人来上海之前不是这个样子的。一个人，一旦流落到上海，想不变坏都难。

谈起做爱，我要插几句。

在上海闯荡的女人，可以假装跟你恋爱，可以勉强陪你做爱，可如果你没有房子，她们坚决不愿做你的太太。

用我一位四川老哥的话说：上海女人全是回锅肉。找老婆不要在上海找。能够独自一人混迹上海并长期生存下来的女人，绝对不是省油的灯。她们可以为帅哥挺“身”而出也可以为金钱奋不顾“身”！

上海是个适合做爱却不适合恋爱的城市。做爱的对象比鸡还多，而恋爱的对象凤毛麟角。如花似玉的女人很多，冰清玉洁女人很少，好不容易在茫茫人海中找了一个值得用一生去爱的女人，爱了大半年以后才发现她竟然还有第二职业。身材魁梧的男人很多，真材实料却很少，扒光了他们的衣服，其实都是软钢筋。对于生活在上海这座城市里的男人们来说，“朋友是用来出卖的女人是用来做爱的”这句话可以作为他们的座右铭。

女人们找了个穷帅哥做为男朋友，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却给满足不了自己奢华的物质追求，于是她们千方百计地与有钱男人发生了关系，接着要求他们为自己付掉一年的房租并承诺“提前通知，随到随玩”！她们同时真心地爱着两个男人，失去任何一个，都与心不忍。变态的城市造就了变态的女人，不过我很欣赏这样的变态女人，至少她们是诚实守信的，是遵循商品经济等价交换原则的。

相形之下我严重鄙视那些骗吃骗喝的女人，她们言而无信、贪得无厌、敲诈勒索样样都来，她们没有上海女人的风尘气质也没有乡下女人的淳朴之美，说她是乡下人她不承认说她是城里人她又老土，根本就“玩不起”！跟本就“不上路”！这样的女人下场最悲惨！

我那不争气南京老弟在上海也混了一年了，认识了一位稍有几分姿色的女人，此女一口地道的上海话，老弟总是误以为她是上海人，接着就连续请她吃了五顿饭，到第六顿饭的时候他拉了这女人的手，第七顿饭的时候他搂了这女人的腰，从来没有遇到半点反抗。于是他邀请这女人一起到杭州西湖游玩，女人也欣然答应了，晚上开了房间，我那老弟心想终于水到渠成了。结果当他即将插入的时候那女的说：其实我一直把你当朋友，你不能这样对待我。

我那老弟哭了，说自己已经陷入了爱情的深渊，在他的苦苦哀求之下，这个女人终于答应脱掉衣服让他看个够，但是不准摸。我那老实的老弟真的没摸，他说他看一眼那白皙的身体已经足够。后来如那女人所说，他们真的做了朋友。我老弟过年告诉我，那女的在上海混不下去回老家结婚去了，临走时向他借了 500块钱，现在一直联系不上。

今天我要告诉那些所谓的女性“朋友”：如果真做朋友，那就必须做到物质上和情感上的“AA制”，不要在关键时刻借“朋友”之名来掩饰自己的贪婪，那是在等价交换世界里的不等价交换。“朋友”这两个字是绝对的，是没有双重标准的。

真正纯洁的女人是不会紧紧捂住自己的裆部跟人谈情说爱的，只有那些逼上起了老茧的女人才夹紧双腿伪装纯洁。跟一个污浊的女人上床需要浪费太多的时间和金钱，要接受太多的质询和考问；跟一个纯情的女人上床是很不经意的事情，所有的感动都被深深地埋藏在心里。

上海，男人不相信女人，女人瞧不起男人，所以这里有着太多的单身男女，当他们征服不了欲望的时候，欲望就将征服她们。于是，酒吧成了他们释放欲望的地方。上海衡山路、茂名南路的酒吧文化充斥着这座城市的性文明。白天，这里沉积了夜晚的尘嚣；夜晚，这里荡漾着白天的幽魂。刺鼻的空气里弥漫着欲望的味道，香烟拌着啤酒来回游荡，震耳欲聋的音乐融化了理性，所有人看上去都象个无家可归的人，扭曲的屁股，摇摆的人头，颤抖的身体，跳动的乳房，出窍的灵魂……

我试着捂住自己的耳朵看这些人，他们就跟木偶一样。

我曾以一名职业投资人的身份应邀参加一个“XX群”的聚会。说是聚会，其实就是在一家饭店里聚餐，大概去了二十几个人，看起来我最寒酸，因为我从来都是不修边服。其中一人带着金边眼镜，西服笔挺，皮鞋噌亮，俨然一副学者姿态，高谈阔论。当有人问他的具体工作时，他只是说，我是做投资的。说完并没有展开谈去，就岔上了别的话题。

还有一个女的，那是相——当——的有气质，头发大波浪染了褐色，穿衣大方得体，硕士学位，标准的上海装束，她说：“我是做EF的。”她这么说的时候将“EF”两个字母的发音咬得很准并且声音很大。没人懂“EF”的具体含义，又怕自己被嘲笑为孤陋寡闻，所以没人问什么叫“EF”，她也没有解释。

临走的时候，在电梯里，有某人问某人：“你是做什么的？”某人说：“我是做HR的。”海归青年立刻接上话茬说：“他经常去南美与中东，平时很忙的。”

走出电梯，说完再见，各奔东西。我注意到他们当中有人站到了公交站台上，有人步行，有人之前就说“今天下雨，等会叫一辆TAXI回家，还有一人骑一辆破自行车走了。

几天后，我从海归青年那里了解到，那个搞投资的是招商银行信用卡部的业务员，平时主要工作就是推销信用卡；那个做“EF”的是做教育培训的，“EF”是“Education Foster”(教育培训)的简称，她在国外呆了几年，回国找不到工作，只能做个英语教师了；那个经常去南美与中东做展览的其实是个带路的，一个到处打游击的线人。而我这个海归青年朋友的软件其实只是个聊天软件。

那个说叫“TAXI”回家的人我不知道他是做什么的，从他的言谈我看出他为自己会说上几句英文而沾沾自喜，从他的举止我可以看出他认为在上海打“TAXI”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可以这样说，凡是在上海乘公交的历史超过三个月的，没有哪个不被车门夹过的！“拥挤”这两个字无法表现上海公交人口的密集程度，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就跟影片〈〈辛特勒的名单〉〉中纳粹押运犹太人的燃气火车那样沉重！

再说回家过年，我真为那些家乡远在千里之外的的有痔青年感到悲伤，他们需要提前N天到体育馆排队买票，有人白天没排到，半夜两点再过去排，好不容易买到一张站票要站40个小时才到家，来回的路费也是非常可观的。更有些不幸之人，上了黄牛之当，哭都来不及。一年又一年，就这么忽悠着过。

或者你混得不错，你有车，你庆幸自己再也不用挤公交了。可是你要是敢乱停车，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你的刮雨器上被夹了罚单，另一种情况是你的车子不翼而飞，在你惶惶报警之后会被告之带200元钱凭相关证件到某交警大队接受处理之后再到某停车场某老大爷那里去取车。

总之在上海，车子一停就要交钱，停错了多交钱，停对了少交钱。

用黄油漆在人民的土地上画了几个格子，指挥人民将车子放进格子，然后按10元/小时的价格收取人民的停车费，这不知道算是什么逻辑。我记得小时候老师告诉我们人民才是土地的主人，现在怎么都变了，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和谐社会吧。

在上海做生意就是做生意，没人跟你谈感情；而在南京生意可以不做，而感情不能没有。上海的铜臭味更重一点，南京的人情味更浓一点。所以我说，南京再精也精不过上海。南京小吃很丰富，上海小吃是为了打发那些下班之后碌碌饥肠的人们，他们根本就没有时间去细细品尝，只要填饱肚子就可以回家蒙头大睡了，所以上海小吃很难吃，几乎是难以下咽的，因为他的出发点是打发人，而不是创造和传承美食文化；而生活在南京这座文化古城的人们下班之后总有时间细嚼慢咽、品位生活、享受人生，自然他们对小吃的口味要求就提高了许多，烹调水平自然就上了一个台阶。上海的路边小吃店与南京随处可见的大排挡，是绝对不可相提并论的。

在南京，我可以随便找个小店坐下来点两个小菜跟朋友喝点小酒，非常惬意。在上海，饭店比洗头房还多，可要找个口味不错的小店真的很难很难。大部分是滥竽充数、敷衍了事，没有一点职业精神，服务态度异常恶劣。如果你要一份回锅肉，他们不用辣椒不用大蒜反而用了细细的土豆丝，仔细一看那五花肉根本就没有用油炸过，你叫我怎么吃？早知道这样我不如要一份土豆肉丝算了。还有一次我吃振鼎鸡，向服务员要了三次餐巾纸，半小时了还没有给我送过来，我拍案而起大吼一声：把餐巾纸给老子送过来！结果5秒种不到，餐巾纸送到。

如果你说南翔小笼还值得一尝的话，那么我说白玉兰小吃简直就是他吗的猪饲料，将热菜往冷饭上面一倒，美其名曰——盖浇饭！

也许有人会问，这样的饭店是不是很便宜，是不是生意不好？今天我再一次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这样的饭店生意很好，而且一点都不便宜，每次都是爆满。为什么呀？别无选择啊！到处都是这样啊。饭店多，人比他吗的比饭店更多！只要有饭店的地方就有人，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饭店，没有一家饭店人庭寥落的。这就是上海！一大清早的马路边如果哪个摊主的饭团馒头豆浆油条稍微有一点点好吃的话，那么一不小心就排起了长长的队，就跟买彩票一样。这就是上海。

可以这样说，在南京15元可以炒一荤一素两个很不错的小菜，老板还送汤，米饭随便吃多少只需加1元，“吃拔儿拔儿香”，如果你不炒菜改吃快餐，那也是个不错的选择，5块钱的快餐绝对物有所值。在上海，花20元也吃不到象样的晚饭，我真为上海的上班族感到难过。当然你可以花20元买20串羊肉串作为你最后的晚餐，但是你可以每天如此吗？就不怕吃出个羊癫疯？

有人也许会反驳我说：“我不在饭店吃，我买菜回家自己做，我‘天天大米饭，日日小鱼汤’”。你说的不错，也许你是个勤劳的主妇，你有了你同居的伙伴，你们相儒以沫，你们同甘共苦。可是生活在上海的外地青年能有几个如你们这般闲情逸致呢？她们独来独往，他们意气风发，可有谁又知道他们每天下班之后会因为一顿美味的晚餐发愁呢？

我曾经认识一个女孩子，她与另外5个女孩子合租一套2室一厅的小套房，她很不情愿地带我过去玩，我过去一看，屋子里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我只好坐床上，就跟他吗的嫖客一样。我问她我说你们平时一起买菜做饭吧，那么多女孩子，一定做饭很好吃吧，我以后常来吃了。她说，很少买菜，都是自己忙自己的肚子，烧点开水煮点泡面什么的就算完事了，或者吃点饼干、麻辣烫、煎饼、粉丝、面包什么的。因为每个人下班时间都不一样，很难聚到一起。即便是聚到一起了，那也是疲惫的时候了，饭做好了，食欲也没了。

做爱，更不习惯坐在被一个陌生人的屁股刚刚温暖过的马桶上小便。没有一个宽松、自由、独立的空间去营造男女之间的感情，一想到是在别人的房子里做爱，彼此就没了******，这尴尬的生活葬送多少美丽的爱情！或许可以到宾馆去，但总不能每天都住宾馆。唉，恋爱中的帅男靓女啊，上海让你们憋屈了。缺乏了性爱的爱情该如何进行下去？上海，真的不是个恋爱的城市。

现在我终于理解为什么有些女人要从自己每月6000元的工资中拿出4000元来，在高档酒店式公寓租借套房，——她们每天最大的任务就是试着在电梯里“偶遇”那些开着宝马的公子哥或单身款爷并无比渴望对方能跟自己搭讪几句。她们用自己几乎所有的积蓄来刻意地换取与上流社会的姻缘，对她们来说生命也许就是一场赌博。

对于女人来说，爱情是需要出卖的，对于男人来说，爱情是需要购买的，对于所有人来说，生活是需要挣扎的。这就是上海。上海**业的泛滥已经渐渐地超越了北京。北京有“天上人间”咱上海也有，北京有站街女咱上海有会所与足浴房。在我公司不远的地方有个会所经营不善，猖獗的妓女为钱丧命，上报之后停业整顿，三月之内改头换面继续干起了老本行，在很大程度上拢住了新老客户。

如果走过一条不太繁华的街道，你会发现有很多理发店的标志灯箱在那里转悠转悠，咔！你就被转晕了，头一晕就进去了，20分钟出来，继续晕……这样的街道铺天盖地首尾相连，如果在空中将那些旋转的灯箱都连成线，一定酷似一张莫大的钢丝床，这张床笼罩了全上海。

对于那些单身男人，这真的不失为一种合理而强劲的荷尔蒙解决方案，不用绞尽脑汁地去安排一次又一次毫无结果的约会，不用陪女孩吃完晚饭看完电影独自回家以后依然依靠自己平时用来操作鼠标的右手自我安慰。一次次地后悔，一次次地流泪，为什么总是戒不掉自慰？

说起看电影，众所周知在上海，星期二看电影是半价的，因此这一天的人特别多，很多收入并不宽裕的男人就选择在这一天跟自己心仪的女人一起观看所谓***导演折腾出来的所谓***大片。我个人认为一个男人如果在电影票的价格上精打细算的话，可能他的爱情也会遭到女人的质疑。唉，没有办法，在上海没钱还真的不行！也许看完这场电影，这些男人又要为他们本月的伙食费忧心忡忡了。

今年春节，我发现了一个怪现象，就是春节放假7天之内，上海的街道突然宽敞了起来，路上没几辆车在跑，交警也少了很多，值勤的辅警也几乎看不到了。我问朋友这是怎么回事。朋友说，上海买车开车的都是外地人，这些人都回家过年了，自然就空旷了。我恍然大捂，这是一座多么浮躁的城市，是人是狗都朝这里拥，也许就是图个上流社会的生活吧。每天忙忙碌碌，上班坐车吃饭睡觉，不断地跳槽，不断地面试，不断地搬家，不断地寻找新的交通路线，认识了一批又一批的新人，告别了一个又一个的朋友，多年以后发现自己还是孑然一生，工资没有变，积蓄全没了，激情燃烧的岁月也渐渐地暗淡了。不知不觉自己已经多了几根白发，所谓的上流，能够爬上去的毕竟是少数。

亲爱的朋友们，能回家的赶快回家吧。上海真的不属于你们，如果哪一天你真的买了房子，那每月好几千元的房贷足以毁了你快乐的一生。不要用“好男儿志在四方”这句话来勉励自己，不可否认，你可能成功，但也许那并不是你真的想要的。也不要抱着“找个有钱人嫁掉”的梦想度日如年，那毕竟比彩票中奖的几率还低。

我真心祝福那些孜孜不倦依然在此激情打拼的人们，一路走好。只是，以青春作为赌注，是不是有点不值。

黑猩猩不小心踩到了长臂猿拉的大便,长臂猿温柔细心地帮其搽洗干净后它们相爱了,黑猩猩感慨地说:猿粪!都是猿粪啊!

蜜蜂狂追蝴蝶,蝴蝶却嫁给了蜗牛。蜜蜂不解:他哪里比我好 蝴蝶回答:人家好歹有自己的房子,哪像你住在集体宿舍。

八戒偷看蜘蛛精洗澡,想看全裸求唐僧帮忙。唐僧喊:小心啊!打雷喽!下雨收衣服啊!蜘蛛精奔上岸来,八戒晕倒:师父,I服了YOU。

猴子和山羊一起表演钢丝,猴子刚蹦上山羊的背就喊:羊哥,你别颤呀,我头晕!“我也不想颤,颤啊,谁丫的给钢丝通,通上电了”

鱼对水说:我时时刻刻睁开眼睛,就是为了让你能永远在我眼中!水说:我时时刻刻流淌不息,就是为了能永远把你拥抱!锅说:靠!都他妈的快熟了还贫嘴呢!

老鼠:我现在正和蝙蝠谈恋爱,以后孩子们就生活在空中,不怕你们猫了。猫冷笑一声,指着树上的猫头鹰说:看见没有,她已经怀上我的孩子了。

蜈蚣被蛇咬了一口,送到医院急救,大夫诊断后说:为防毒液扩散必须截肢!蜈蚣想:幸亏俺腿多!大夫安慰道:兄弟,想开点,你以后就是蚯蚓了。

看哪个银行缩写最牛：中国建设CBC（存不存），中国银行BC（不存），中国农业银行ABC（啊不存），中国工商银行ICBC(爱存不存)，民生银行CMSB(存吗傻B)。

论坛就是人才济济....
1、变态楼主：养条狗和养一个男人哪个合算？
暴强回复：大婶，即使你能把男人当狗使，但你敢把狗当男人使不？

2.变态楼主：男人你要李宇春还是章子怡？
暴强回复：一个公鸡，一个野鸡，都不选

3.变态楼主：通过海南矿泉水喝死人事件，可以看到中国的食品安全堪忧，矿泉水也能喝死人？不是有QS标志吗？
暴强回复：弱弱的问一下，QS是不是去死的意思？

4.变态楼主：一学生，成绩年年倒数第一，常与人打架，按领导要求老师想给学生好听一点的期末评语，怎么写啊？
?暴强回复：该生成绩稳定，动手能力强。

5.说说中国的30分钟新闻联播。
?暴强回复：有什么说的：前十分钟，领导们很忙。中十分钟，全国人民都很幸福。后十分钟，世界上其它国家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6.变态楼主：都40多了还有许多事不明白该问谁？
?暴强回复：外事问谷歌，内事问百度，房事问天涯！

7.变态楼主：奥运口号“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暴强回复：乖乖，麻将国粹无处不在，倒过来看居然是“想摸个一筒，就是个一筒！”

8.、楼主：从来都觉得蝎子精是整部《西游记》里最美的女人，当蝎子精把唐僧逼到床上撩拨时，我心下不住地为唐僧鼓劲：从了，从了，咱就从了吧！但关键时刻，可恶的悟空出现了……
??、回复12：唉，要是换好色的八戒出现就好了！
??、回复13：嗯，八戒出现了，这次改蝎子精不从了……

9.、楼主：怀疑老婆红杏出墙，但苦于没证据……
回复：如果你没本事做陈冠希，那就做谢霆峰吧

10.楼主：我们的GJ到底是法制还是人治？
沙发：不是法治，也不是人治，而是治人，并且初级阶段一百年不变……

11.论坛楼主：该死的理发店把我头剪坏了！大家出点损招，要求破坏性越大越好，动静越小越好，因为是我一个人去。
论坛地下室：半夜三更，月黑风高，静静地、轻轻地，一个人吊死在理发店门口……

12.论坛楼主：为什么生下的孩子要跟父亲一个姓？
论坛沙发：因为取款机里吐出的钱归插卡人所有。

13.王小丫跟陈章良结婚，请用四个字评论。
论坛回复：丫从良了！

14.论坛楼主：听到一特好听的歌，歌词只记得是“一个芝麻糕，不如一针细”，求歌名啊！
论坛回复：你可知Macau，不是我真姓……－_－

15.楼主：请用一句话形容中国国家地震台。
回复：事后诸葛亮，事前猪一样！

16.楼主：我已经一年滴食未进了，还是活的好好的！MOP的网友，你们落后了，难道你们不觉得每天还要吃三餐很麻烦吗，我现在每天只需晒这么10几分钟太阳就几天都精力旺盛了。哎，你们真是一群凡夫俗子。
??回复：植物都会打字.汗!!!

17.楼主：请问北京是如何体现本次奥运会为绿色人文奥运的？
沙发：不是请谢霆锋来唱歌了吗？

18.中日韩三国难道非要采取敌视行为对待彼此，就不能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谈问题吗？
沙发：不能！因为日 本人和中国人谈得投机的时候，只有当话题是关于韩国人时；日 本人和韩国人谈得投机的时候，只有当话题是关于中国人时；中国人和韩国人能谈得投机的时候，只有当话题是日 本人时！

19..LZ：你看我的头像牛B么？
沙发：像。

20..楼主：想问问各位姐妹，BF和前女友一起买的东西，比如对戒，项链，手环一类的，是留着还是扔掉？扔了实在是……挺贵的东西，不扔看着就闹心！
沙发：庸人自扰！她的前男友你不也在用吗？

21.楼主：据我考证，古代男人们去青楼并不是要跟女子们发生关系。事实上大多数艺妓都是才艺出众、才貌双全的，飞舞唱曲，吟诗诵词，极为风雅。男人们不过去坐一坐，喝几杯清茶，吃几块点心，听几首小曲，下下棋，吟吟诗，喝点小酒什么的，然后就离开了。
回复：哦，谢谢楼主的解释，原来古代的青楼就是今天的北影。

Windows快捷键大全

一、常见用法：

F1显示当前程序或者winodws的帮助内容。

F2当你选中一个文件的话，这意味着“重命名”

F3当你在桌面上的时候是打开“查找：所有文件”对话框

F10或ALT激活当前程序的菜单栏

winodws键或CTRL+ESC打开开始菜单

CTRL+ALT+DELETE在win9x中打开关闭程序对话框

DELETE删除被选择的选择项目，如果是文件，将被放入回收站

SHIFT+DELETE删除被选择的选择项目，如果是文件，将被直接删除而不是放入回收站

CTRL+N新建一个新的文件

CTRL+O打开“打开文件”对话框

CTRL+P打开“打印”对话框

CTRL+S保存当前操作的文件

CTRL+X剪切被选择的项目到剪贴板

CTRL+INSERT或CTRL+C复制被选择的项目到剪贴板

SHIFT+INSERT或CTRL+V粘贴剪贴板中的内容到当前位置

ALT+BACKSPACE或CTRL+Z撤销上一步的操作

ALT+SHIFT+BACKSPACE重做上一步被撤销的操作

Windows键+M最小化所有被打开的窗口。

Windows键+CTRL+M重新将恢复上一项操作前窗口的大小和位置

Windows键+E打开资源管理器

Windows键+F打开“查找：所有文件”对话框

Windows键+R打开“运行”对话框

Windows键+BREAK打开“系统属性”对话框

Windows键+CTRL+F打开“查找：计算机”对话框

SHIFT+F10或鼠标右击打开当前活动项目的快捷菜单

SHIFT在放入CD的时候按下不放，可以跳过自动播放CD。在打开word的时候按下不放，可以跳过自启动的宏

ALT+F4关闭当前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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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TAB切换当前程序

ALT+ESC切换当前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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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LEFTARROW显示后一页（后退键）

CTRL+TAB在页面上的各框架中切换（加shift反向）

F5刷新

CTRL+F5强行刷新

目的快捷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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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切CTRL+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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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多文档界面程序的系统

菜单ALT+连字号(-)

粘贴CTRL+V

切换到上次使用的窗口或者

按住ALT然后重复按TAB，

切换到另一个窗口ALT+T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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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使用“Windows资源管理器”的快捷键

目的快捷键

如果当前选择展开了,要折叠或者选择父文件夹左箭头

折叠所选的文件夹NUMLOCK+负号(-)

如果当前选择折叠了，要展开或者选择第一个子文件夹右箭头

展开当前选择下的所有文件夹NUMLOCK+*

展开所选的文件夹NUMLOCK+加号(+)

在左右窗格间切换F6

三、使用WINDOWS键

可以使用Microsoft自然键盘或含有Windows徽标键的其他任何兼容键盘的以下快捷键。

目的快捷键

Windows徽标键+L键切换用户

WINDOWS徽标键+TAB键在任务栏上的按钮间循环

Windows徽标键+E键启动“我的电脑”

Windows徽标键+D键快速显示桌面

Windows徽标键+R键执行“运行”命令

Windows徽标键+U键打开“工具管理器”

Windpws徽标键+M键将所有窗口最小化

Windows徽标键+F键搜索文件或者文件夹

Windows徽标键+F1键显示Windows帮助

Windows徽标键+Shift+M键将最小化的窗口还原

Windows徽标键+Ctrl+F键搜索计算机

Windows徽标键+PauseBreak键打开“系统属性”对话框

四、使用“我的电脑”和“Windows资源管理器”的快捷键

目的快捷键

关闭所选文件夹及其所有父

文件夹按住SHIFT键再单击“关闭按钮（仅适用于“我的电脑”）

向后移动到上一个视图ALT+左箭头

向前移动到上一个视图ALT+右箭头

查看上一级文件夹BACKSPACE

五、使用对话框中的快捷键

目的快捷键

取消当前任务ESC

如果当前控件是个按钮，要单击该按钮或者如果当前控件是个复选框，要选择或清除该复选框或者如果当前控

件是个选项按钮，要单击该选项空格键单击相应的命令ALT+带下划线的字母

单击所选按钮ENTER

在选项上向后移动SHIFT+TAB

在选项卡上向后移动CTRL+SHIFT+TAB

在选项上向前移动TAB

在选项卡上向前移动CTRL+TAB

如果在“另存为”或“打开”

对话框中选择了某文件夹，

要打开上一级文件夹BACKSPACE

在“另存为”或“打开”对

话框中打开“保存到”或

“查阅”F4

刷新“另存为”或“打开”

对话框F5

六、使用“桌面”、“我的电脑”和“Windows资源管理器”快捷键

选择项目时，可以使用以下快捷键。

目的快捷键

插入光盘时不用“自动播放”

功能按住SHIFT插入CD-ROM

复制文件按住CTRL拖动文件

创建快捷方式按住CTRL+SHIFT拖动文件

立即删除某项目而不将其放入SHIFT+DELETE

“回收站”

显示“查找：所有文件”F3

显示项目的快捷菜单APPLICATION键

刷新窗口的内容F5

重命名项目F2

选择所有项目CTRL+A

查看项目的属性ALT+ENTER或ALT+双击

可将APPLICATION键用于Microsoft自然键盘或含有APPLICATION键的其他兼容键

七、Microsoft放大程序的快捷键

这里运用Windows徽标键和其他键的组合。

快捷键目的

Windows徽标+PRINTSCREEN将屏幕复制到剪贴板（包括鼠标光标）

Windows徽标+SCROLLLOCK将屏幕复制到剪贴板（不包括鼠标光标）

Windows徽标+PAGEUP切换反色。

Windows徽标+PAGEDOWN切换跟随鼠标光标

Windows徽标+向上箭头增加放大率

Windows徽标+向下箭头减小放大率

八、使用辅助选项快捷键

目的快捷键

切换筛选键开关右SHIFT八秒

切换高对比度开关左ALT+左SHIFT+PRINTSCREEN

切换鼠标键开关左ALT+左SHIFT+NUMLOCK

切换粘滞键开关SHIFT键五次

切换切换键开关NUMLOCK五秒

 牙膏   因为牙膏中含有研磨材料，如汽车气门与气门座之间，需要研磨时，牙膏是极好的研料。如汽车仪表灯镜上有轻微划痕，用牙膏擦拭，效果极佳。
 

   厨用洗洁精(剂)   无毒无腐，用来代替汽油、煤油清洗汽车上的零部件，特别对橡胶品小配件，洗后不变形不发胀。

   活络油   医用治跌打损伤的擦剂，用在清除汽车上的沥青污垢，方便有效不留痕迹。

   洗衣粉   洗衣粉加锯末，清洁较脏的底盘油垢和修车后的粘满油污的双手，可令你备感轻松。

   易拉罐   如健力宝等铝制品易拉罐，做汽车上的垫片或简单改制即成加机油加水的漏斗，是不用花钱的好材料。

   饮用太空水、纯净水   市场上出售的太空水、纯净水，根据测试，符合电池用水要求，所以可用来补充蓄电池，以防液面高度过低造成硫化。

领导语言差异：
对老婆：吃饭 睡觉．
对小姨：吃个饭 睡个觉
对美女：吃吃饭 睡睡觉
对小蜜：吃饭饭 睡觉觉
对群众：吃什么饭 睡什么觉！

领导累，所以才会去敲背．领导愁，所以才想去洗头．领导烦，所以才找小姐玩．领导苦，所以才会经常赌．领导忙，所以经常上错床．要体谅啊

领导在外面吃饭是为了给家里节粮，在外面打牌是为了给家里节电，在外面洗澡是为了给家里节水，在外面睡觉是为了给家里节育，总之，领导们正在努力构建节约型社会．

Lead-free devices are described inside an internal specification defining :

- their caracteristics : lead-free connections coating , solderability and identification features

- their reliability such as soldering resistance, reliability performances , whiskers risk prevention

This specification is available for ST customers upon request. Ecopack components are following the RoHS directive including its exemptions ( High temperature solder for inner packages soldering, FritSealing glass) It means that Lead-free power packages are containing Lead Solder for attachment of IC to dissipators. see certificate of compliance to RoHS directive.

STMicroelectronics is continuously working to develop and assess new Lead-free technologies to allow full Lead-free assembly devices with at least the same level of reliability than today packages